第二章


  在这座北方的大都市里住久了的人都知道,夏季是最难熬的。住在老城区普店街一带的居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冬天,虽然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凛冽寒风,能把街上的土坷垃冻成钢铁,连路两边儿的树都如同让人抽干了汁似的,挺在那儿像一具具僵尸,没丁点活力和弹性。但是,普店街的住户只要进了家门,可就不在乎屋外世界的寒潮肆虐了。挤挤巴巴的一间小屋,被前后左右的邻居小屋包围着,就有了三面火墙,地当中再生一只煤火炉,屋里立时就暖烘烘的,热得穿不住一件厚毛衣。让你忘了外面是吹气成霜、冻裂铁管子的数九腊月。可到了夏天,普店街住户的优越性便全部丧失了,进了屋,就像一头扎进了红外线烤箱,闷得你不知人究竟得用身上的哪个部位去喘气,四面八方涌来的热浪把你各个器官都堵得严严的。尽管开着门,敞着窗,可南来北往的风就是死活不进家门。现在,家用电器开始普及了,普店街各家各户抱回家里来的首先不是电视机、收录机,而是电风扇。不少人家一买就是两台,放在自己小屋的两个角儿上,呼呼呼地一开就是半宿,要不,一家子人根本没法睡着觉。人哪,是越活越金贵,越活越娇气。过去没有电扇,一把芭蕉扇也活过来了。如今有电扇了,还是夏夜难熬。大伙儿夜游神似的,天天夜里没有不在屋里屋外折腾它八次十次的。到困得迷迷糊糊睁不开眼了,才从胡同口、马路边回到小屋,在电扇吹的热乎乎的风下,渐渐入睡。
  普店街的居民们开始诅咒起自己居住了几代的鬼地方。
  这条街是市里原来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居民点,胡同紧挨着胡同,高低不同,公盖私建的各式平房密密麻麻,比肩接踵,拥挤不堪。倘从空中俯视,那些房子横七竖八,毫无规律地错落交叉,像一张扯破又结织的蜘蛛网。
  这张“网”几乎是与这座城市同时诞生的。
  这座城市的历史不过五百年的时间。人们有兴趣记载它的历史则更短。普店街是怎么挤成这个样儿的,偌大的天地空间,人们为什么偏偏要聚集到这儿来盖房,挤在一堆儿生活,没人能做出准确的考证,也无人有意对这块“杂巴地”做点研究,说出个一二三四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早就养成了一种禀性:承认既成事实,安于既成事实。他们当然从来没想考察这儿的整体形成和演变,也懒于思索它的发展和改造,那不是他们的事儿。
  到了世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自个儿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这里的居民,也随着文明意识的觉醒,对自己的现状开始不满了。当市里两片新的居民小区漂亮的排排楼房拔地而起,当西面那三幢二十四层的高层住宅楼像三座大山耸在面前,普店街的居民更加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压抑和不平。尤其到了晚上,人们坐到马路边乘凉时,望着那三幢高层建筑,看看那上千扇窗户里闪出的各色灯光,真觉得自个儿肚里的气横竖卡着,怎么喘气也不顺。
  “×他奶奶的,就这么点风,还他妈的全让它们给挡上了。”陈宝柱光着脊梁,坐在板凳上,嘴叼着烟卷,狠狠地骂。
  这几乎是入夏以来,天天晚上在街头都要重复的老话题。一个人先骂个头,便产生连锁反应,很快形成一片诅咒声。
  “你小子把长头发剃剃比来风还凉快。”陈宝柱的邻居万家福指着宝柱的脑袋说,他比宝柱大几岁,这会儿他望着那些漂亮的大楼,不由得羡慕起来,“这帮子人们真福分,什么时候咱也能住到这样的房子里去。”
  “你万元户还怕住不进去?破点财买它一层。”陈宝柱说。
  “一层?我早打听了,四万块一个单元。有那几万块,我还想办工厂呢。”
  “你个混蛋又他妈的瞎吹。”坐在他俩旁边那圈人中间的万老头突然扭过脸来冲儿子吼起来,“整天说梦话,几万,上哪儿弄去?老子整天命都搭上了,攒那么千把块钱,你娶媳妇儿还不够哪。”
  大伙儿全笑了,万老头眼瞪得更圆了。
  “笑嘛?这是老实话,这小子好吹。都说我成了万元户,狗屁!摊煎饼能赚了那么多?腰都累折了,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又全让这小子折腾百货给赔进去。”
  “哟,家福这么笨呀!”张义兰见这边热闹,拿板凳托着屁股凑过来。藕荷色的真丝连衣裙像薄翼一样贴在汗嗒嗒的身上,显露出她那些迷人的曲线,“光赔还想当经理?”
  万家福受不住了,他最怕张义兰看不起,但又不愿跟父亲吵:“爸,您胡编什么?”
  万老头霍地站起来:“你个臭小子,老子胡编?看我不揍你这个不争气的兔崽子。”
  大伙见老头真的动了气,慌忙拉住。万家过去日子艰难,靠大家接济,大伙心里都有数。现在,万家发了迹,虽说实数多少没人清楚,可谁都明白,一千块在万老头的存折中不过是个小零头儿。可大家碍着面子,谁也不想跟万老头较真格儿,万老头不能算个规矩的老实人。他做买卖,耍手艺,鬼点子多。早先他摆小摊时就这样。现在也改不了。可这老头儿在街坊中,还有点面子,一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胆小谨慎,从不得罪邻居们,二是他手头富裕后,挨家挨户还旧情,还的“情”比得的“情”重得多,这倒也让大伙觉得他够意思。
  “算啦,算啦。老万,现在的年轻人都犯一个毛病,雨还没来呢,雷就打上了,整天说的全是些没影子的事。”张义兰她爹拄着拐站起来,把万老头按回到板凳上。
  “年轻人也不都一样,你看你那小子多出息。两人同班同学,得,义民是市政府的大处长,家福就活该落个个体户。要体面没体面,要钱,没两个半子儿。”
  万家福不再吭声,他这个爹糊弄人糊弄惯了,嘴里没实话。
  陈宝柱挺高兴,他这个人爱看热闹,尤其爱看万家福的热闹。刚才万家父子差点交了火,他挺美。这会儿,看他们爷俩儿没闹起来,便有点扫兴。他眼珠子一转,瞥见了凑到这帮光棍堆里来的张义兰,便想拿她找找乐。
  “义兰,守着个大处长哥哥,怎么还‘对’不上‘象’呀?”
  张义兰二十八岁,还待字闺中,陈宝柱专捅她的心窝子。
  “谁理你,臭流氓。”张义兰从小嘴就像刀子。
  陈宝柱挨了骂,却一点不在乎,厚着脸嘿嘿一笑,凑到义兰耳边:“实在嫁不出去,就咱俩吧。”
  “啐!”张义兰真的朝陈宝柱脸上唾了一口,“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扇你了。”
  陈宝柱抹抹脸,刚想还击,一扭头正看见张瘸子瞪着他,就卡了壳。装得像没事人似的昂起头看那座快撞上星星的高楼。
  “小兰,听说你们家也快搬进那楼里去了?”万家福把凳子朝张义兰跟前挪了挪,声音柔和地问。
  “没准的事儿。”张义兰故意淡淡地说,“听说有我哥一个单元,十七层,你看见没,还黑着灯的。”
  张义兰的话引起周围不少人翘首相望,陈宝柱伸长了脖子,活像只公鹅。
  “行呀,你算抖起来了。”陈宝柱怪声怪气地说,听不出是挖苦还是羡慕。
  “哟,他分房碍我什么事,那是市里给他娶媳妇的,市委高书记的千金小姐,还能住咱们这破街陋巷。”
  一个巧妙的炫耀。张义兰非常善于用“贬”的言词,达到抬高自己身价的目的。虽然她清楚哥哥自私透顶,未必会给她沾什么光。有一次,她在马路上远远地看见哥哥和一位漂亮姑娘走在一起,她笑着迎上去,可义民却像见了瘟神似的拉着那位高家大小姐擦着她的身子疾步走过。那小姐准是奇怪了,走了十几米远还不停地回过头来看她。哥哥好像在解释着什么,结果那小姐甩手管自走了。她远远地看着,心里真解气。义民不给她“光”沾,她自己可会借“光”,虽然这“光”不太亮,但足以让普店街和副食品店的人眩目了。
  “别糊弄人啦,你当小姑子的,准能捞上一套。家里有当官的,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沾光,还能少了你亲妹妹的?人家张嘴一句话,动笔一个条,十套八套的房子还不跟闹着玩似的?到时候可别忘了给咱哥们儿对付一套,一间也行。”
  “去你的,谁是你哥们儿。”
  “哟,兰妹子,这话可不对,咱俩好歹有点儿交情。”陈宝柱故意把“交”字咬得特别重。
  张义兰刷地红了脸,好在水银灯下大伙的脸都给照得清一色的惨白,让人看不出来。这个浑小子才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年多,就又犯上野性了。她想走,又怕周围这帮小伙子觉察出什么味儿,只好装做什么也没听出来,撇撇嘴,不屑地说:
  “谁想住那破地方?瞧那楼里出出进进的那帮子男男女女的那股子酸劲儿,让人看着就恶心。尽是些资本家,华侨什么的。人爬得高,摔得狠,我才不稀罕去凑那份热闹呢。”
  “哼,要再来次‘文化大革命’,他妈的每家都够挨抄的。”陈宝柱的思维往往是由别人牵动的。
  听了陈宝柱的话,万家福笑笑:“你小子还盼‘文化大革命’呢!”
  他是大学生,而且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要不是犯了案,他早是个中学教师。知识这东西就像雕塑家手里的铲子,经它一修,连人的仪表、言谈、举止甚至性情都能变个模样。他小时候和陈宝柱一块儿混的时候,也是满嘴粗话、脏字,后来考上高中,他就渐渐变了,大学毕业后,他就像脱了胎换了骨。蹲了监狱都没还原本相。那地方的人整天一张口,就荤的、素的变着花样儿来,谁哪天不胡说几句就像短了点儿什么,憋得五脏六腑腾云驾雾。他也想变得合群点,合“身份”点儿,说他几句便宜便宜嘴,况且自己是犯了“花案”进来的。可他就是野不起来。为此他没少受犯人们的气,连跟班的衙役也变着法儿挑他毛病,给小鞋穿。在外面人们的眼里,他是个流氓、恶棍。可在流氓、恶棍中间,他又成了与那些人格格不入的、被戏弄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不会再搞了,至少这几代不会让悲剧重演。而且,现在改革改的虽然是经济体制,可在思想体制上也在挖掉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就从根儿上消灭了‘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隐患。”
  万家福平时说话就有这些字眼,今天张义兰坐在旁边,他越发选择一些书面语言,以区别自己与陈宝柱档次的不同。他不希望张义兰搬到那高楼里去住,倒不是嫉妒,而是怕她住高了会更看不起他这个低的。他悄悄看中了张义兰。当然,如果他没有那一次的失足,按他的审美要求,张义兰或许并不能打动他。可现在不同了,人随着自己地位的变化会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需求度,然后自觉地按照现实的条件寻求自己能够得到的最高目标。于是,张义兰就成了他心目中的西施。他喜欢张义兰的性格,她能说、泼辣,这是搞买卖、弄企业的一个重要素质。他今后要想有发展总不能一个人折腾,必须有个助手。这个助手必需可靠,信得过,真效力,真豁命。最好不过是自己的老婆。开夫妻店,一配合就成了,少了不少的麻烦事。这样的老婆,张义兰再适合不过了。他几次想主动表示一下,又担心太唐突,惹了她,挨顿骂是小事,真凉了热乎气,可就全毁了。于是他采取稳妥战术,慢慢来,用文火炖,才熟得透。只要她一年之内没有选中其他的对象,只要她不离开普店街,他就有信心。
  陈宝柱可顶看不上万家福酸文假醋的劲儿:“别一本正经的!”
  “你懂什么,我说的是实话。”万家福仍然一本正经的样子,“中国能发生这个十年惨剧,就是因为少个资本主义阶段,我看,现在搞改革就是让资本主义因素多一点,封建主义少一点,怎么说,都是个进步。唉,你这样看我干什么?你呀,跟你说是对牛弹琴。”
  陈宝柱不服气:“得了吧,资本主义谁不懂,美国、日本,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人家男男女女随便……”他看了一眼张义兰,把刚想出口的那几个字换了个词儿,“玩,谁也不管,是真的吧?资本主义太过瘾了。”他拍拍大腿,好像眼前就是资本主义似的。
  “你这人,狗一样,人家家福谈的是理论,你一说就邪门了。”张义兰笑着骂陈宝柱,她其实对他的话并不那么反感,只是觉得他不该当着一个姑娘,肆无忌惮,信口开河。
  陈宝柱只要一听到男女之间的事,浑身就来了精神,更别说张义兰是笑着骂他,就是在这当口骂他祖宗八辈全是婊子养的,他也能嘿嘿嘿的当伴奏听。
  “听春生说,他饭店里的外国客人,一到晚上,那女的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管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就公开地钻到男人屋里去。”陈宝柱仍旧兴致勃勃。
  “那当然,西方男的和女的睡不犯法,两个男的在一屋睡倒犯法。”万家福接口说,他看出张义兰也爱听。
  “我才不信呢,外国女的就那么不要脸,主动送上门让男的占便宜?”张义兰忍不住激烈地反对。
  “我信。”陈宝柱一挑大拇指,“外国的那些女人,哪像咱中国女的,一个个假模假式,其实哪个不想跟男的睡,不然他妈的,为嘛一个个都要结婚呢!兰妹子,你有种一辈子不结婚?”
  “去你的!”张义兰红了脸,又气又恼地拍了陈宝柱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得陈宝柱乐滋滋的。
  “喂,家福,要是在国外,你这点事根本不算一回事吧?准还有更邪乎的。”一个小伙子问,他们的兴趣不在张义兰结婚不结婚上,而是希望能把话题进一步扩展开来。
  陈宝柱一摆手:“不用说在国外,万大哥的事放在现在,毬毛大点的事。”
  万家福不愿再说下去,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刚才说那么两句,就是想让大家得出这么个结论。出狱后,他常有种压抑感,一个无形的包袱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其实在普店街,他本来算是个守规矩的老实孩子,结果偏偏他栽了跟头。他要彻底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他的认识,甩掉那个包袱。反正大家对他的案情了解得不清楚,对法律也不太懂,他就是要造成一个舆论:玩玩一个女孩子,毬毛大点的事。
  “小兰,”万家福把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你说得有道理。爬得高,摔得重。我不是指你哥,我是说住高层楼太危险,谁能保证不突然又来次大地震,十七层,好家伙,真塌下来,上下一碾一压,人非成粉末不可。就算不整个塌下来,斜倒拍下来,也得摔瘪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招你惹你啦,这么狠地咒我们家。”张义兰小脸一绷,满脸冰碴子。
  万家福没想到小兰的脸说变就变。他傻了眼,眼瞧着张义兰气哼哼地提起板凳,扭扭地走了。他沮丧地叹口气。陈宝柱却带头起哄,大笑一通。
  一帮小子坐在一块儿谈天说地,骂娘斗气,本来挺热闹,不觉得少点什么。这时,来了个凑热闹的女的,一下子像油锅里放把葱花,话头话尾的味更足了,越说越带劲儿,带劲得忘了什么味。突然这女的一走,顿时大伙便会觉得谈兴全无。刚才还像炒爆豆似的劈啪劈啪的又快又响的话茬子,全都瘪了,蔫了,没了趣。
  没了趣也不能立刻走,怕人说是跟女的走了。粗胳膊粗腿子的男子汉,不够意思。再说,还不到十点呢,大热的天,一点困意也没有,往哪儿去?回蒸笼里去睡觉?那还不跟上酷刑一个样。还是这儿呆着,到底还有点儿过堂风,再说便道、马路上横七竖八,星罗棋布,哪儿都坐着人,多热闹。哥儿几个便又开始拿对面那高层住宅楼出气。骂那高楼窗口闪出的灯光太刺眼,扰人心烦,骂古今中外当官的没好东西。又想起大地震最解气,来个九级,普店街的人顶多伤点皮,落身土,可住那楼上的,嘿,全他妈的稀巴烂。
  “到那时候,我爬出来第一个往那楼里奔,外汇券,彩电,冰箱咱也享受享受。”陈宝柱狠到极处,一拍大腿,两眼发红,仿佛对面真的楼倒屋塌了。
  “别在这儿做梦了。”猛然有人给了陈宝柱一脖溜,“回家看你妈去,这天多热呀,当儿子的不回家给妈擦擦洗洗的,倒跑到这来聊天。快,走!”
  说话的是杨元珍大娘,大手大脚的六十多岁老人还精精神神的。这一巴掌真灵,陈宝柱立刻站起来了。
  杨大娘在普店街可是个“官”。这么一大片房屋,几千号子居民,四分之一归她领导。从五三年开始,她就是街道代表。这么多年,从中央到市里的头头,换了不知多少届,但在普店街居委会里的人们心目中的头面人物始终是杨元珍。她孤儿寡母的在这儿住了多半辈子,谁家的忙她没帮过!人心换人心,要是杨家有什么为难事,比如杨大娘的独生子杨建华出差或工程忙回不了家,那么买煤,买过冬白菜这些个力气活儿,用不着打招呼,一帮子争着抢着全都帮着干。就连陈宝柱,万家福这帮二十七八的小子,也一个个都对杨大娘毕恭毕敬服服帖帖的。
  “我正准备回家呢,不信您问问他们,是他们非拽着我讲改革。”陈宝柱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委屈相。
  杨大娘拧拧陈宝柱的耳朵:“浑小子,你要会讲改革倒出息了。快回家去。”  陈宝柱悻悻地倒提着板凳往家走,别看大娘厉害,可她的话是为了他好,他虽浑心里还明白,不能不听。
  “杨大娘,您在这儿坐会儿,这凉快。”一个小伙子讨好地说。
  “不啦,我该回家去啦。”
  “今晚怎么没见建华哥呢?”万家福问。
  “他在屋里鼓捣东西呢。”
  “这么热的天,不出来凉快,关在屋里鼓捣嘛东西呀?”张义兰不知什么时候又凑了过来。
  “他多会儿闲得住?和春生两人瞎折腾呗。”杨元珍笑着说。

    二

  屋里真够热,电扇三档快速,使劲地吹,不顶事,只要电扇稍一摆头,身上的汗,刷地全冒出来。
  杨建华和史春生两个人,一个铁活儿,一个木活儿一晚的工夫,拆了两辆旧自行车和一把破椅子,要装好一辆手推式轮椅。
  手推轮椅的活是杨元珍派给儿子的,她是为了宝柱妈。宝柱妈半身不遂有五年了。
  宝柱家三口人,比起普店街的其他老住户算个人口清静的人家,偏偏这个家又最不清静。自从她从良嫁给宝柱爸,安生日子没过几天,隔三岔五就是一场恶架,打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她是个要脸面的人,可解放前却因走投无路,干上了最不要脸面的活儿。初起,仗着年轻、俊俏,客人也肯掏大钱。偏有一次,遇到个有势力的,使劲折磨她,她不肯依从,便把主顾惹翻了。鸨母见她给自己惹了祸,拿着一把烧红的烙铁朝她脸拍过去。这回,她从楼上被撵到楼下,脸上拳头大的疤把她能卖高价的身子变成了甩不出手的“处理品”。她接的客全是只能摸出几口酒钱的三轮车夫,没处歇脚的大车老板儿,进城卖菜换油盐钱,家里娶不上媳妇儿的庄稼人。她碰上一个男人,也就是后来宝柱他爸,两人一下子好上了。她觉得他是条汉子,他觉得她可怜。他是个拉胶皮车的,打那以后,有俩富裕钱,就去找她。没多天,解放了。她进了教养所,教养员很快了解到她的身世,帮她找到了宝柱他爸。他连块花布都没扯,就娶了个老婆。他比她小三岁,他没在乎,女大三,抱金砖。她脸上有疤,他不嫌弃,他头上还有块癞呢。刚成亲那些日子,俩人心里都挺美。宝柱娘觉得终身有靠,一心一意地侍奉丈夫。可没过多久,他忽然知道了对他来说是一个绝顶的大事,她不生养。他越寻思越别扭,一别扭就起火,起火就骂,骂不解气就打,打累了就抄家伙砸,一个好好的家成了破烂堆。
  她只是躲在墙角哭,她不怕挨打,窑子里打得比这狠,打对她也是家常便饭。她只是觉得对不住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她让他成了陈家的不孝之子。
  杨元珍看不过,挺身干预陈家“内政”,邻居们也都过来,一起给宝柱爸开窍。宝柱爸不是听劝的人。杨大娘动了肝火,请来了派出所所长,他只好收敛了些。
  趁热打铁,杨元珍带着六岁的建华,东奔西跑,找到一个三个月的男孩子。
  这孩子就是陈宝柱,他维系了这个快要散架的家。
  从此,她成了宝柱妈,他成了宝柱爸。这些事,陈宝柱本来不知道,别看普店街的人多嘴杂,可以前,谁也没透出半个字儿。大伙怕宝柱爸火暴子脾气,可怜宝柱妈受过的那些罪。所以,宝柱懂事以后,男人见了孩子,都故意当着孩子面说:“瞧,宝柱随他爸。”女人则反驳:“眉眼可像宝柱妈。”老人则说:“宝柱是爹妈身上的一块肉嘛,哪能不像?”
  谁都知道这是假的,但又都当成真的说。一来二去,宝柱爸、宝柱妈也真觉得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骨肉。偏偏“文革”一来,人们十年编织的快要成真的好事,一下子给捅破了。
  现在,这段往事普店街的人早已忘得差不多了。记忆起来的就是一觉醒后,宝柱爸突然抖上了,成了全市赫赫有名、令人望风丧胆的工矿企业造反总司令部直属刺刀见红铁血团的副司令。他回趟家都是吉普车接送,后面还跟着辆载满警卫的电三轮。这可让世代平民百姓的街坊邻居们惶恐了。一时,宝柱爸给世人不屑一顾的普店街增了辉。在普店街一些已经造反或者想要造反的年轻人心中,宝柱爸成了他们的骄傲,在外边说一句“陈俊生是我邻居”,腮帮子都咧得神气点儿,脸上、肚脐、鞋底子都显着荣耀。
  惟独万家不觉着荣耀。万家与陈家是货真价实的邻居,一个院儿,用着同一面墙,夜深了,墙那边喘气的声音都听得清。可两家那会儿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陈家穷,穷得光荣,能当“司令”。万家穷,穷得狗熊,他们的成分不好。万家老爷子干过大买卖,还给日本人做过事。鬼子投降了,万家的铺子倒闭了,破了产的老爷子才躲进普店街。这种出身在“文化大革命”热乎头上是闹着玩的嘛?谁能打保票,兔子就不吃它几口窝边草呢,况且宝柱爸不是兔子,他是一只老虎,见人就要咬。万家原先与陈家并齐在院儿里盖了间小厨房,却比陈家的矮小,一下雨,陈家厨房顶上的水哗哗地往万家厨房顶上流。万家就拆了厨房,想重新盖高点。偏偏昨天拆了,今天“抄家风”就刮起来了,吓得家福爸不敢兴土木,龟在家里观观风声。谁知风声越刮越紧,一发不可收拾,到了宝柱爸成了陈司令,万老头扩建厨房的念头算是彻底打消了,陈司令能屈居一室吗?陈司令得住公馆,盖公馆,别说他这块厨房巴掌地,连万家那两间房子也得早晚让他占了。
  万老头的担心不是没由头的。陈俊生确实打过这主意,堂堂司令的“官邸”太栽面了。可是忠心跟随他左右的几个小青年打消了他占房扩地的念头。
  “这房不能动,十年之后,这儿准成司令故居,要当历史文物保管呢。”
  “瞧见毛主席的故居吗?那是个大纪念馆,这儿将来早晚也得盖一个。”
  这样的话说多了,一传十,十传百,随便说的成了真的,没影的成了有影的。有人开始当笑话听,听着听着就半信半疑,进而坚信不疑。
  “‘文化大革命’结束,陈司令最起码当个部长,到时候,用不着你说话,就得搬进利华别墅,首长得保证安全呀,没错。”这话最管用。陈俊生从此不再提占房的事。他觉得纪念馆的事,将来会有人管,用不着他现在操心,他顶多叮嘱宝柱妈注意保护好“故居”现状。
  宝柱妈觉得丈夫这两年发了疯,但她从不敢招惹他。
  “故居”现状是保存下来了,但“故居”里的人都变化了。“四人帮”粉碎不久,宝柱爸同样又是一觉醒来就被戴上手铐逮走了。法院审判完,贴出大布告:原市革委会委员陈俊生,因犯流氓强奸罪、抢劫罪、杀人罪、阴谋暴乱罪,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普店街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到街上去看了,宝柱爸五花大绑,脸垂在胸前打着红×的白牌上,分不清哪儿是白纸,哪儿是脸,只看见白花花的长着烂楂儿的癞头顶。———宝柱爸关了一年,头发全白了。
  宝柱妈躲在人群中看了一眼那白头顶就晕倒了。枪毙宝柱爸的枪声没响过几天,宝柱就步他爹的后尘,让警车给逮走了。儿子是什么时候变坏的,她不知道,就知道宝柱老是不回家,回来就又抽烟又喝酒。瞧人斜愣着眼儿,说话瞪着眼,走路横着肩。结果又是一张判决书,宝柱因持械伤人,聚众殴斗,判有期徒刑两年。
  不到一个月,一家三口,少了两口。宝柱妈夫死儿关,她没脸见人,羞恼成疾,病越来越重,加上心情忧虑伤心得过度,又不肯吃药。尽管杨元珍精心照料,街坊接济,等陈宝柱出狱后,宝柱妈已经落了个半身不遂,几乎全瘫了。
  陈宝柱回来后,显得老实多了。但两年的监管是扭不过十几年形成的“德行”的。像回到人类中的狼孩还时时表现出狼的野性一样,陈宝柱也时时表现出他的那份“德行”。他对他妈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不是她生的,她是婊子,丢了他的脸,可他又明白,她疼他,世界上她对他最亲。在狱里,杨大娘给他送去母亲硬撑着半个身子给他做的肉饼时,他哭了。现在,他出了狱,她瘫了,他不能不尽点义务。他讲义气为个朋友还两肋插刀呢,况且是把他养大了的妈。
  但宝柱尽的义务却是很有限的,不过是大面上亮得过去的一点事,一日三餐,端屎倒尿,他能做,可擦擦洗洗说话解闷这类细致事,他一样也不干。于是,宝柱妈一到夏天,就受大罪了。不能动,活人闷在屋里也得焐臭了。  杨大娘看不过去,决计让儿子给做辆轮椅。晚上也好把宝柱妈抱上去,推到马路边上过过风。宝柱是建华队里的工人,建华觉得这事也义不容辞,便答应了。
  建华和春生都挺能干,吃完晚饭动手,到这会儿已经装成了。轮椅做得简单,但很灵便、适用。
  建华放下手里的工具,抹了把汗。“好家伙,海南岛跨过黄河了。”他把电扇调调,递给春生一支烟,“歇口气,一会儿你给推过去。”
  春生跑到外边水池那儿,拧开水龙头浇个痛快,浑身上下水淋淋地又转回屋里。
  “建华,你说句痛快话吧,我可不想在这屋里憋着了。”他坐下来,接过建华的烟。
  “说实在的,我是怕不放我。我是副队长,一摊子事儿呢,不然豁了命我也调。”建华脊梁上的汗成串往下淌。“一个破副队长,你还真当成官了。凤华大饭店是全国一流的,本市独一家,来来往往的全是高级内宾、外宾。在这种大饭店当老板,我甘心干一辈子,给我个市长我也不当。”
  “你不知道,市政工程队的人,进来了就休想离开,除了让人开除,或者死了。调走?绝对没有门儿。”
  史春生站起身,把背心往肩膀上一搭:“可惜了,这样的差,送上门,你不去试试,那就怨不得咱老弟了,反正咱们哥们儿的意思到了。”
  “要不,给我半年时间,要走,我也得先把路铺平了。”建华吸了一大口烟。
  “算啦,你当你的党员,副队长去吧。”史春生用力搬起车,“我推荐你去,总公司和美方听你的学历,还有点儿感冒,嘀嘀咕咕的有心思等你半年?拜拜吧。”
  杨建华听了这话,顿时恼了:“那好吧,我杨建华干一辈子市政认了。”
  史春生没有搬动车,见建华恼了,也不劝,不解释,反冲建华叫起来:“喂,帮把手,这么笨的东西,我自个儿怎么搬出去!”
  建华沉着脸,不理他。春生便放下轮椅,朝建华肩上就是一撇子:“真怪了事了,我是来帮你,你这个副队长愿意笼络人心,帮助职工解忧排难,关我什么事,怎么倒像是我求着你了。”
  两个人正在斗闷气,杨大娘进来了,见他们像斗鸡一样站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解围地说:“哟,你们还挺麻利。春生,看你这一身汗,来,大娘给你擦擦,你也到外边凉快凉快去。”
  春生笑笑,乖乖地让大娘用毛巾从脖子到腰给擦了个遍,然后顺坡下:“杨大娘,我可交差了,好不好的,您找他。”他一指建华,“后果由他负责,我尽了力,没我事儿了。”说完咧嘴朝建华一笑走了。
  建华心里还别扭着,但他能说什么?春生说的是实情。
  凤华饭店竣工了。想当凤华中方经理的人挤破了头、争红了眼。史春生为自己能入选,招都使绝了。从去年凤华饭店破土动工,美方就提出,按协议书规定,凤华的中方经理必须是市里各饭店中最出色的管理人员。为搞好市里这第一家合资饭店,市饮食服务总公司把五个候选人分别派往五家管理最差、经济效益最低的中档旅馆去比试,半年为期。结果史春生获得金牌。美方经理戴维与中方经理史春生会面,共商凤华饭店的经营大略。管理大权归中方,春生明白,搞合资他来学的就是管理,不让美国人赚钱,他们是不会投资的;具体实施管理归中方,春生挺满意,具体实施等于当着一大半家。
  “史春生,你打算怎么组织我们的管理人员?”戴维用蹩脚的华语问春生,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咬着一块石头。
  “由我组阁。”春生的英语也挺差,舌头分外卖力气,但又不听使唤。
  戴维似乎听明白了,先是拼命地把眼、鼻、嘴往一起凑,像是闻到一股无法容忍的气味,接着又把脸骤然拉长,张开嘴,疑惑地望着身边的翻译,费力地说:
  “他当总统?什么意思?”
  翻译笑了,嘀溜溜说了一大片,戴维笑了。
  “好,就这样办。”
  几天以后,饮食服务总公司经理对春生讲:“公司同意凤华饭店中方各级管理人员的组阁,全权给你,但最后一定要由公司审查一下,批准后才有效。”
  妈的,外国人说话就是管用。春生原先当经理时,要了几次人权,公司就是不肯放,撤换一个部主任,提拔一个班长都得经过公司批准,层层关卡,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的结果准是卡住一个也动不了。可现在这个大脑袋戴维一句话,总公司居然痛痛快快地批准了。春生在感到满意之余又觉得愤怒。
  春生组阁,关键得找个帮手。人家给他推荐了几个大学管理系的应届毕业生,他都没要,那些个小子毛太嫩,说起来一套套的,做起来,什么事都不行。他找到了杨建华。他找帮手的标准是心齐、脑灵、手快、认真,至于有没有酒店经验那不是主要的,他经营这一行也已五六年,有他就成了。
  这样一件迫在眉睫又挤破门槛的差事,哪里还容得拖半年?春生的恼火是有道理的。
  建华静下来想想春生的话,气先自消了一半。不然明天先和老队长疏通疏通试试。
  “过来,妈也给你擦擦。”杨大娘心疼地替建华擦汗水,“还在这儿傻愣着干什么,快把宝柱叫来一块儿送过去。然后再去外边过过风。小蒙也该睡觉了,我去叫他。”
  杨大娘走了。
  建华还是没有动。后背痒痒的,挠挠,还痒。他回过头,原来是张义兰在他身后拿着个笤帚苗儿轻轻地划他。
  “咯咯咯,”张义兰笑起来,“建华,把自己关在屋里念什么经呢?”
  “呆着也是闲着,给宝柱妈做辆轮椅,让老太太也能出门凉快凉快。”
  “哟———”张义兰拉个长声,“敢情你这队长真关心人呀!”
  她说着,坐到床上,毫无顾忌地撩起裙子扇风,两条大腿袒露在建华面前。
  建华皱皱眉,转过身子:“你扯到哪儿去了,这是居委会给的任务。”
  “那我不管,我问你,你这个队长怎么不关心关心我,一个臭流氓你倒挺关心的。”
  “你?”建华笑笑,“你有个手能摸得着天的哥哥,还用得到我这个小小的队长。”
  “我哥怎么你啦?你总和他过不去,我看你嫉妒他。”
  建华扯开话题,拍拍手:“算啦,来帮我给宝柱家搬去。”
  “我不管。”
  “那我去找宝柱。”
  “我不让你去。”张义兰跳下地,横在门框中间。
  他知道她又犯了小性。他是看着义兰长大的。他还记得那一天。他九岁,正读三年级,和义民一块放学回家,正看见义民爸瘸着条腿倚在院门口。
  “爸,我妈生了吗?”张义民问。
  “生了。”义民爸皱着眉,“一个丫头片子,顶不着多大用,就是添张嘴。”
  这张嘴,就是张义兰。
  义兰小时候胆小,建华老爱吓唬她,他一瞪眼一咳嗽,她就没命地撒丫子跑。义兰现在还说,她额角那块小小的月牙疤就是被吓得乱跑时,在墙角磕破的口,建华可一点不记得了。他下乡时,她才九岁,他对那个瘦瘦小小的闺女根本没印象。
  如今张义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姑娘,白长了一张俊脸蛋,二十八岁了还高不成低不就的找不到婆家。建华认为这是因为她“扯”,越扯越找不到婆家,越找不到婆家越扯,恶性循环,一晃成了老大难。当然,这是建华私下的看法,义兰并不知道,她走到街上,“回头率”挺高,所以她对自己挺有信心。她这会儿见建华不再撒丫子跑了,叉腿叉腰横在门口。
  “别捣乱了,该回去睡觉了,明天早上还得上班。”建华对她气不得,恼不得,无可奈何。
  “那你坐下,我告你个事。”她命令他。他坐下来,看看她。她浑身汗淋淋的,薄薄的连衣裙贴在身上,线条分明地向他发出诱惑,他垂下眼睛。
  “说不定哪天,我就搬家了。”张义兰盯着他的脸。
  “早听说了,要搬到对面大楼去住。”建华脸上淡淡地说。
  “走了,就见不到你和小蒙蒙,还有杨大娘的面了。”
  “不就隔条马路吗,有工夫到胡同里瞅瞅,谁还能吃了你?”建华还是不开窍。
  “你吃我吗?”义兰希望能在墨盘里找出一条细微的裂缝。
  “我没工夫吃你。”建华一脸子不耐烦。
  得,一个严丝合缝的大闷罐,一点亮也没有。
  “我真搬走了,你可带小蒙蒙到我那儿去串门啊。”
  “还不定有空没空,到时再说吧。”
  “你……”张义兰心里一委屈,眼就红了。
  建华也觉得话说得太过头儿。他恨义民,可义兰没招他惹他的,拿她撒什么气?
  “怎么啦?”他打岔道,“你搬出普店街就美得要掉眼泪?”
  “少胡扯。”张义兰狠狠地说,霍地转过身,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告明白你,我恨你!活该你离婚,打一辈子光棍。”
  她扭身走了。
  建华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