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杨元珍一大早就把炉子捅开,然后到旁边的早点铺买来豆浆、油条,又给儿子摊了个鸡蛋,伺候建华吃完,走了,才坐在床沿上喘口气,星期天建华还得去公司开会,说是去领任务,准是又有新工程了,这下,他又该忙了,一天到晚着不了家了。每次一个工程干完,建华就像剥了层皮。她轻轻给孙子正了正枕头,小蒙正睡得香。
  建华离婚后,一直不愿再成家。哪一天她身体顶不住,死了,他能照顾好这孩子吗?可是,娶个后妈,又能对小蒙蒙好吗?杨元珍一阵心酸,爱怜地摸着孙子的小手。
  这孩子自小懂事,像他爸爸。眉眼像谁呢?她端详着孙子细嫩稚气的脸,小时候人家都说他像他妈,现在,她却在小蒙蒙的脸上看到了另一个人,那个抛弃了他们的人。
  “奶奶,我爷爷呢?”小蒙问过她。
  “死了。”她骗孩子。
  “怎么死的?”
  “打仗牺牲了。”
  建华看了母亲一眼。他知道父亲并没有牺牲,而是和母亲离了婚。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没有人告诉他。他懂事,也从不打听,抛弃了母亲的人,他不想知道。
  “妈,您跟小蒙蒙瞎说些什么?”建华小声埋怨母亲。
  杨元珍平静地看着孙子:“小蒙,奶奶没瞎说,你爷爷是英雄,奶奶佩服他。”
  她对孙子说的是真心话。
  她想着,眼睛模糊了。没想到她还能见到他。除了六三年普店街闹大水,她躲在人群里偷偷看见他一回之后,这次又见到他。这次她看得那么清楚。他老了,脸比过去细润了,她惦记着他的病,但又不能去看他,她不愿去难为他,老杨当年就说过,他那个女人好恶。
  她不是没有后悔过。那年送高原来,她就不该回去,是自己那会儿眼界太窄,死心眼儿,惦记着公婆,惦记着家里刚分到的几亩地。
  临走那天晚上,她问他:“我走,你想我不?”
  “净说些没用的话,怎么会不想!”
  “那你还放我走?”
  “是你要走,又不是我赶你。你走也好,家里没人照顾,我这儿又忙,顾不上安个家,你住在机关里,出来进去也不方便。”
  “我可不兴你跟城里的大姑娘拉拉扯扯的,把我甩了。”
  “你呀,还是个党员村干部呢,说话没个水平,像个没觉悟的妇女,胡乱猜疑个啥!”
  她拖住他的胳膊,把脸贴在他的肩膀上:“我看出,你在人面前不愿意理我。去看戏时也不和我坐一块,嫌我太土气对不?”
  “瞧你这个婆婆妈妈的劲儿。我这是在工作,能没事儿光跟你穷聊,再说,头排座是发给领导的,你一个家属,也能一块坐到头排去吗?”
  她不再吭声。
  然而,让她说中了,他果真找了个城里的大姑娘。那一次,竟是她与他的最后一夜……
  一滴泪水掉在孙子小蒙蒙的脸上,他睁开了眼睛。
  “奶奶,你哭了?”小蒙爬起身。
  杨元珍慌忙用衣襟擦擦眼:“傻孩子,奶奶眯眼了。”她拍拍孙子的屁股,“快起来,奶奶给你弄早点去。”
  “杨大娘。”是张义兰在窗外喊她。这些日子,这姑娘跑得勤,几乎每天来一趟,每次都给大娘捎些新鲜菜、瘦肉、排骨什么的,还不肯收钱。她在副食店卖菜,买的便宜,可义兰这些举动,她明白,全都是冲建华来的。这可让她犯难了。要说义兰这孩子不错,长得挺俊,人也勤快,爹是个瘸子,哥是个“十指不沾香”的主儿,家里的活儿,全是义兰包了,干起活来泼泼辣辣,麻麻利利,当家过日子,里里外外都拿得起,是把好手。而且义兰还有一副热肠子,嘴上厉害,心里没啥,要是对谁好,割她身上一块肉,她也干。偏偏建华对义兰一点心思也没有。杨元珍不时在儿子耳边叨叨义兰的好处,建华毫不动心,听见这姑娘的名字就心烦。杨元珍不知儿子到底是什么打算。每次见了义兰,就觉得对不住这姑娘。
  “啊,刚起床呀?”张义兰话音刚落就径直进了屋,见小蒙蒙正在穿衣服,慌忙过来帮他穿。
  “我自己会。”小蒙害羞地夺过自己的裤子套上。
  “你爸爸呢?”
  “不知道,我刚醒。”
  “杨大娘,建华哥呢?大星期天的还上班呀?”张义兰冲窗外问。
  “谁知道,说是到公司领任务,不知又要来啥工程了。”杨大娘给孙子摊上了鸡蛋。
  张义兰一挑门帘走出来:“我知道是什么任务,我就是来告信儿的。”她脸上喜气洋洋,“咱普店街要拆了,在这修环形线。”
  “拆?啥环形线?你们年轻人的名词,我越来越听不懂。”
  “就是修大马路,在咱们这儿修条大马路,顶咱们前那条路十个宽,把咱普店街的房全扒了,搬到新楼房里去住。”
  “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信儿?这么大的事儿,街里也没说呀。”杨元珍不敢相信。
  “没错,我哥是工程指挥部的,市长让他负责拆迁,他说这个月底,咱们的房就得全扒净,建华哥准是领活儿去了。”
  这月底?杨元珍吃惊地瞧着张义兰,义民在市里工作,说的事不会有假。普店街的住户们早就住腻了这大凹地、小黑屋,平时总嚷嚷着别人住的楼房好,恨不得把普店街早一天“规划”了。可过去从街里听到的信,总是说这儿地方太大,住房太多,不好改造,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现在,突然,真的要拆了?
  “往哪儿搬?”她问。
  “还没定呢,我跟我哥说了,别人家我不管,杨大娘家,他可得给找个好地点,好楼层,高质量的房子。”
  “那哪儿成?怪麻烦的,大娘是居委会的,就是搬也得随着大伙,别难为你哥。”
  “哎呀,大娘,居委会算个什么芝麻绿豆?您还当回子事!我哥正管这事儿,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好房子不留给自己给谁?”
  “先还说不上这话呢,到时候再说吧。”杨元珍急忙转移话题。“义兰,在这儿吃点吧。”
  “我吃过了……”义兰替大娘掀起门帘,跟她进了屋,“一住进楼房,咱们来来往往的就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
  “要说也是,住平房有住平房的好处,住惯了平房也许住不惯楼房呢。来,义兰你再在这儿吃点,大娘给你盛碗豆浆。”
  小蒙蒙坐在桌边:“咱们要搬楼房了?太好了,搬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义兰搂搂小蒙蒙的肩膀。
  “我不愿意住普店街,我们老师说普店街的学生就是野,坏。”
  “这话可不对,你爸爸不是普店街的,在学校学习最拔尖。你义民叔叔不住普店街,人家不是都当了市政府的干部?我回头去给你们老师提意见。”杨元珍真的生这个老师的气。
  “小蒙,你跟姑姑住一起好吗?姑姑搬哪儿,你搬哪儿。”
  “行,还有春生叔叔,家福叔叔;……不要宝柱叔叔。”小蒙稚气地说。
  张义兰见小蒙蒙没答出自己想听到的话,不免有些泄气。义民说了,想法给家里找个近处的房子,而其他住户还说不定迁到哪儿去呢。真要和建华家不住在一块儿,那她和建华的事儿还有希望吗?她无论如何应该在搬迁之前弄清建华的打算,单等他主动求婚,怕是连门儿也没有了。瞧那天晚上他的态度,真把她气哭了。可建华转天见面连个歉也不道,一个离婚的单身汉在姑娘面前还这么傲,也不称称自己几斤几两重。她想下狠心,不再去理他,非得巴结他?张义兰还没到了找不到对象的时候,不少小伙子都向她套近乎呢。像万家福,人家是万元户,财大气粗,还黏黏糊糊地想跟她好呢。可她就是没志气,下了狠心也没恒心,不出三天没见着建华就又想去见他,主动去找他说话,建华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爱理不理的劲儿。这个人太傲了,可她偏就喜欢他这股子傲劲儿,越傲越对她有股子吸引力。是自个儿太贱骨头了吗?不,建华对女性的确有魅力,这不仅是他身材魁梧,人长得英俊,更主要的是他有股子精神儿,这种精神儿就像一种任何东西也压不垮的力量。义兰总觉着若能得到这种力量的保护,生命是安全的。她身边天天围着转的都是些留着长发鬈毛发或蓄着小胡子的家伙,她一个也看不上。
  杨元珍听出了张义兰的意思,看她发窘的样子,忙把荷包蛋盛给她:“义兰,来,吃个荷包蛋。”
  “不了,我回去了,回头您告建华哥个信儿。”张义兰起身走了。
  杨元珍觉着一阵心乱。真的要搬家了吗?这儿地方凹是凹,乱是乱,可住了三十来年,真要搬走了,也还舍不得。
  搬到普店街来的时候,建华还走不稳路,杨德和抱着他,领着她走进这间平房。现在一晃建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她忘不了那年的冬天,天格外地冷,公公背着筐去拾粪,婆婆背一口袋粮食去集上换鸡蛋。两个老的不准她动,马上要生孩子,怕她累出毛病来,她就腆着肚子坐在炕上搓麻绳。
  村长等着两个县政府的干部进了门,一脸尴尬的笑,坐在炕沿上,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又没了话儿。
  “说吧,啥事?别看我怀着孩子,没事儿。”
  那个干部吭吭唧唧说不出话来,老村长也只顾闷着头抽烟袋锅。
  “出了啥事?你是个爽快人,咋这黏糊糊的?”她对村长说。
  “伯年最近来信了不?”村长问。
  “有几个月没接到信了,咋的,他出事了?”她慌了神,心格登一下跳到嗓子眼儿。
  “没……没……他在城里当干部能有啥事儿。”村长低头抽着旱烟,对县干部说,“你说吧,她经得住事儿。”
  县干部清清嗓子:“头一回跟你见面,但大妹子的名字在县里响着呢,全知道你是个英雄,为新中国挂过花,在村里处处带头,很坚强的。”
  “同志,啥事你直说了吧,我全经得住。”
  “伯年给县里来了信,想着和你办离婚,这不,组织上让我征求你个意见。”
  她脑子里刚才转悠了几个个儿,男人病了?小原出事了?……独没想到他的嘴里说出的是这么一句话。
  顿时,她只觉着天旋地转,悬着的心空了,变成啥也不知道的东西。
  县里干部嘴还在说着什么,村长抽抽鼻子,抹把泪出了门。她直愣愣地坐着,啥也看不见,啥也听不着。
  “……如果你没啥意见,同意了,就在上面摁个印儿。”
  她看着前面一张印着字的纸,她知道那是离婚书。张柱家和她男人离婚,就用的这样一张纸。
  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和自己男人离了?她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也不像张柱家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她嫌丢人,离婚是找婆家。自己的男人可是个硬邦邦的共产党员。
  她天天盼胜利,盼解放,盼着和他团圆,胜利了,解放了,他又活着,她咋能和他离?
  县里干部又说了一簸箩话,她一句听不进,就是摇着头不肯摁那印儿。县里干部走了。
  那天晚上,她生了。孩子像是知道了她的苦楚,早了几天跟妈做伴来了。
  月子里没人跟她提这事儿。公公婆婆整天价唉声叹气,家里能弄到的好东西,可着劲儿地给她吃。她吃不下,不想吃,冷的端走了,热的又端来,看得出婆婆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她。公公在院子里气哼哼地骂,骂野猫馋嘴忘恩负义,没良心,到处偷吃油腥;骂自己祖上没积德,养活出个牲口蛋子。她明白,公公这是在替她出气,骂自己的儿子,那个曾给全村带来荣耀的男人。
  出了月子,她叫来村长,让他把县里干部找来摁手印儿。
  “大妹子,你可要想好喽,摁了手印儿,后悔不得了。”村长提醒她。
  “我想通了。他要离,你将就着,他心也早不跟你了,在一起过日子还有啥过头?咱是党员,还能学那些没出息的媳妇,死赖着人家?再说,他要离,有他的道理,他在城里当干部,咱在乡下种地,日子过不到一块儿。就是找去了,连个文化也没有,能帮他干点啥?他要是找上个能写会说的,不比我这个乡巴佬强?他有功,现在又管着大事儿,我不愿让他落个不好听的名声,我想,离就离吧!……”
  她摁了手印。婆婆知道后,哭得一天吃不下一碗粥,死活不让她走。公公像头碾磨的驴,急得在屋当中打转转,这些年,多亏了这个媳妇伺候老人,家里地里一天忙到晚,还给高家生了两个儿子,这样的媳妇,哪找?让她走,天理不容呀。
  县里考虑到她是老支前模范,村干部,也为着照顾她的生活和高伯年的名誉,很快就把她调到县妇联工作,刚安顿下来,杨德和就来了。
  “嫂子,我知道信儿晚了,要不,咋也不能让他这样干。”
  “别怪他,我自个儿同意的。”
  “唉……”杨德和眼圈红红的。
  “往后,你得替我照看我的小原,我不疑他爹对他不好,就是怕后娘不疼他。”想到儿子,她落了泪,不知儿子是跟着在城里当干部的爹好呢,还是跟娘在乡下过好。
  “我接你进城住,找个事儿干,住着城里守着自己孩子就近了,想见了,就去一趟看看,以后,孩子大了,懂事了,不能不认自己的亲娘。”
  她心动了,她想念儿子。而且,村里人总是为了安慰她,骂上几句高伯年,这让她受不了。索性离开这儿,离得远远的,让人忘了她,也忘了他。
  她悄悄地随杨德和进了城。
  乡下人不知她到哪儿去了,久而久之,果真不再提她。而她在普店街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住白了头发,住掉了牙,也对普店街这小屋、小院住出了感情。
  杨元珍走进自己门口的小厨房。这厨房是老杨亲自推砖、和泥砌的。三十多年了,砖都糟了,顶上的木梁让长年的雨水淋得朽了。建华几次想翻盖,她总不让,还有老杨给买的那个腌菜坛子,宝贝似的放在柜顶上,怕让小蒙给打了。
  到城里,一个乡下的妇女,抱着个连路都不会走的孩子,又没了经济来源。她隐匿下落走了,高伯年应给的钱也拿不到了。那段日子,全靠老杨接济。后来,他又帮她安排在小被服厂工作。生活上的难事,老杨全包了下来,修房,买煤,送粮,砌墙,……进了家就不歇手地干这干那。都姓杨,街坊四邻们都以为老杨是建华的亲舅舅。
  “德和,你也应该成个家了,老这样照顾我们娘儿俩,耽误了你。”杨元珍心里不忍,瞅个机会就劝他。
  “我成家干啥?现在国内敌情这么多,干我这行的,还是单身方便。再说,你这儿不也是个家嘛。”
  她听了心里有点打鼓,又没敢往深里领会。
  在老杨的安排下,她见过几次大儿子小原,远远地,悄悄地,像做贼一样。每次从小原的幼儿园门口回到家,她就一阵阵心疼。
  “去见见老高,让他以后安排个时间,你们娘儿俩好好见个面。”杨德和劝她。
  她摇摇头,她想儿子却不愿见到儿子的父亲,离了婚,再见面就没啥意思了。见面让他为难,儿子如今认了别人为娘,再见到她,儿子小小的心里会怎么想?
  她一个人默默咽下这口苦水。
  年三十,她备了一桌酒菜,杨德和坐下,一杯接着一杯,闷着头不住地喝。
  她把住他的酒杯,不让他喝了。他是公安分局局长,贪杯是要误事儿的。平时,他顶多喝一杯,今儿虽说是年根儿下,也不能这样可劲儿地喝呀。
  “没,没事儿……在部队时一斤酒也喝过,不该干公安,好多年不敢痛快地喝……个够。”他还是把一杯酒灌进了肚子。
  “你今天咋了,像是心里有事儿?”她问。
  “大姐……”杨德和其实大她一岁,因为高伯年的缘故,一直称她“嫂子”,后来,嫂子无从叫起了,进城后,便改称“大姐”,“你说心里话,是不是我接你来,反倒叫你心里更难受?”他眼里似乎有许多血丝。
  “哪儿的话?你还不是为我们娘俩好。”她心里发酸,泪水涌上了眼眶。
  “可你过的这叫啥日子,离他倒是近了,可又不是自己男人。还不如留在老家,心慢慢静了,日子还可以重新开始。”
  她低下头,悄悄抹了抹泪。
  “大姐……我们再改改称呼吧,我和你一起过。”杨德和突然站起身,紧紧攥住她的手。
  “不,不行……”她惊恐得下意识地挣脱了手,“他大舅,这万万使不得。”
  一时屋里显得好冷,她觉得上下牙都在不停地打颤。她愣了好一会儿,便转身给歪在被垛上睡着了的小华脱衣盖被。
  “大姐,你觉着我这个人不好,有歹心,是吧?”杨德和抽了一堆烟灰后,闷声说。
  “不,你的心我看得真真的,我一辈子感激你。”
  “那我刚才的话,又咋不行?”
  “他舅,你知道我的心思,又不知道我的心思。我不再嫁人了。过去,我老嘀咕你不成家是为了我们娘儿俩,我怕就怕这个,怕你糊涂。今天咱就把话说明了吧。他高伯年不认我,我认他,这辈子是他的人。再说,我是个乡下妇女,城里有的是会说会写,长得又俊的闺女,你也该找个像模像样儿的。”
  杨德和霍地站起身:“说心里话,我羡慕过我们高营长。自打那次见到你,看到一个女人敢去抱敌人机枪,负那么重的伤,爬五十里路去找自个儿的丈夫。我就佩服你,认准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我也想找一个,又哪儿去找,城里这些酸文假醋的女人,我一个也看不上!”
  他穿衣戴帽走到门口,又转回身:“大姐,刚才算我说的混话,就算没说,以后我们还照过去的关系处。”
  下个星期天,他又来了,没事人一样,笑呵呵地抱住小华,用胡子扎他的脸。
  可杨德和始终不成家。
  一九五六年,杨德和突然病倒了,躺在病床上,不住地咳血,医生说,是肺结核晚期。
  杨元珍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知道这是啥病。
  她每天到医院去守着他,伺候他。杨德和对她一生有报不完的恩。她这条命是他给的。还有进城后的一切全靠他支撑着。她觉得对不住他。他给了她这么多,但他又从她这儿得到了啥?啥也没有。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人走了吗?
  “我接你到家去住吧。”她对他说。
  他摇摇头:“这病还是死在医院吧,到哪去也是腻歪人的。”
  “不怕。”她轻声说,“住到家里,你想干啥都依你。”她抓住他干枯的手,泪水滴在那手上。
  杨德和睁大眼睛,用灼热的目光久久地望着她。
  “有你这句话,我啥也不需要了。今后,你自个儿带着孩子更难了,我关照了区里,尽量照顾你。遇事依靠党和政府,也可以去找老高。……大姐,我佩服你,你对得起老高,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跟着老高干,闭眼的时候,总算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
  杨德和去世了。
  建华长大了。他依稀记得小时候,生活中曾有一个用胡子扎他的脸、很威风的、当公安局长的舅舅。可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不寻常的舅舅。
  杨元珍呆呆地站在小厨房里,看着那一砖一木。住进楼房,这厨房就得拆了,但她实在舍不得拆它。

    二

  肖玲坐在局宣传部的办公室里,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隔壁是局会议室,局长们正向局属各单位的领导们传达市政府准备修筑环线路的决定,具体布置有关工程的准备工作。
  她看到杨建华也来了,并且知道杨建华之所以能参加这种会议,不单因为他是基层工程队的副队长,更主要的他是市政工程二公司的经理候选人。前天,在局党委书记办公室,她无意中在一份公司领导班子调整名单中看到了杨建华的名字。
  过去肖玲对人事上的事情毫不关心,她觉得这些事情与自己毫无关系,她一辈子也不会去负什么责任,她连自己都驾驭不了,还能去管别人?她天生单纯,复杂的人事关系听起来常使她毛骨悚然。她完全凭表面直觉去判断人的好、坏、真、伪。别人对她热情,她也就对别人热情,很少去想别人热情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因为她对任何人所持的态度都很少含着目的性。她对领导班子的变更也不像有些干部那样敏感,谁上谁下,有谁无谁,她从不走这份心思。
  但这次她却对这份上报名单发生了兴趣,杨建华的名字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
  “是二公司三队的那个杨建华吗?”她问书记。
  “对。”
  肖玲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很高兴,为领导终于承认了杨建华的才能而高兴?她候在会议室旁的办公室里,希望散会时能遇见杨建华。
  门开了,局党委副书记和一个中年人走进办公室,副书记对她笑笑:“小肖,我们借你这屋随便聊聊。不碍事吧?”
  肖玲:“没事儿,我碍事儿吗?”
  “没事儿,哪儿有客赶主人的道理。”副书记笑笑转头对中年人,“你接着说。”然后坐在沙发上。
  中年人也在沙发上坐下:“我已经在公司会议上批评了杨建华包庇纵容流氓分子,袒护‘三种人’子弟的做法。您想想,陈宝柱算什么人?他父亲是市里罪大恶极的造反派头头,这次打老队长,明显是一种报复行为。可杨建华却对他如此包庇,这是极端错误的,所以我准备在全公司范围开展一个整顿组织纪律的教育活动。另外再办一个学习班,请各基层队的副队长参加,咱们系统基层队的干部文化水平太低,政治素养也差。三队发生的事就是个典型例子。一方面纵容有劣迹的劳改释放犯,另一方面教育方式是副队长动手打人。确实看出了基层队的素质。”
  肖玲本想离开办公室,她觉得这种交涉场合,自己在场是不合适的,可听到“杨建华”的名字,又禁不住留下了。“你对杨建华的分析是错误的,他是为了教育陈宝柱才动手的。”
  中年人转过身:“哦,看来你很了解情况?”
  “当然,当时我看见了。你是谁?我比你有发言权。”
  副书记笑了:“小肖,你不认识他?这是二公司副经理严克强。”
  严克强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做领导的要循循善诱,不能以拳头施教,而且,打了人后又不肯处理,弄得老队长至今不肯上班,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后果太严重。”
  “可是……”肖玲还想替杨建华辩解。
  副书记向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往下讲了,然后,对严克强说:“关键要做通老队长的工作,让他上班。几十年的老工人、老队长了,要有点觉悟。另外,办学习班的事,我看也可以,但为期要短。环线要开工了,不要影响了工程。”
  “那我回去做个计划,列个学习书目和讲课题目,书记您可得给我们上一课呀,上次您给公司讲的党课,群众反映深入浅出,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副书记站起身,露出微笑:“我看时间是否允许吧,这件事,我再与书记碰一下。”
  严克强也站起来,握住副书记的手:“那么,一言为定。您要是能来,学习班肯定会大有收效。”
  两人离开了办公室。
  肖玲坐不住了。她心急如焚,真想立刻见到杨建华,告诉他,她从来没有为一个人这样担心过。
  时间近中午,会议才散。肖玲跑出办公室望着从会议室走出来的人群。
  “杨……”终于看见杨建华露了面,便急忙喊住他。
  杨建华站住了,惊奇地望着肖玲:“星期天你还加班吗?”
  肖玲觉得自己忽然间心慌得不行。她从来在建华面前不敢随便逗笑,建华对她也向来没有微笑。
  她镇定了一下自己:“我想问问你,散会后有事没有,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
  建华看看表:“我得去老队长家里一趟,咱们另找时间。”
  肖玲赶紧接口:“不,我跟你一同去老队长那里。”她有点紧张地望着建华,生怕他不同意。
  “也好。”
  他们一同走下楼梯。
  “老队长为什么不上班?”她问。
  “他对陈宝柱的警告处分不满意,要求开除宝柱。”
  “那你就舍卒保帅吧。”她说。
  “为什么?”他看看她。“开除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关系到那个人的前途。我们不能对人这样不负责。”
  “可是……”她的话几乎要冲口而出。
  建华帮她把自行车从车棚中推出,自己也推出车。两人翻身上车。
  “建华,”她不自觉地采用了亲昵的口吻,“该狠心的时候也得狠狠心,否则,影响太大了。”
  “我们办事要将心比心。你看到陈宝柱家房子漏雨的情况,也看到了陈宝柱母亲的病情,怎么能不顾原因,随便处分一个人。处分可不能分什么‘卒’和‘帅’,看人下菜碟。”
  肖玲沉默了,那天她随着三队一块去普店街,给陈宝柱家修房顶,陈家的情况她看见了。但那时,她的注意力全在建华身上,根本没有细想想陈宝柱的窘状。
  “而且,虽然对陈宝柱谁也不能打保票,可我们总不能把他甩给社会,我要尽最大努力改变他,我就不信我们就这么无能。”
  “可公司里有人反映你不讲原则……”
  “这种原则谁也会讲。”杨建华有点动气,“开除了他,他在工程队不捣乱了,难道让他到社会上去捣乱?”
  “你在最近一个时期处理问题时千万要慎重。”
  “为什么?”
  肖玲迟疑了一下,还是把要冒出的话咽了回去:“我觉得是这样。为陈宝柱老队长不肯上班,容易让人说闲话。”
  杨建华笑笑:“老队长那里,今天你就看我的,保证说服他。可气的是那些想专靠整别人表现自己原则性强的家伙。”
  杨建华知道有人在老队长那里煽风,而且这个人就是副经理严克强。他比建华长一岁,中学毕业分到市政工程二公司当了两天工人,由于能写两笔,很快调到公司宣传科当干部。“四人帮”粉碎后,宣传科长因是造反派头头而被免职,严克强便当了科长。三年前公司班子调整,严克强作为年轻干部,选拔到公司领导岗位上来,成了年轻的公司副经理。不知为什么严克强专找三队的毛病,公司里艰巨的任务历来交三队去干,但表彰的时候,又千方百计贬低三队,老队长为此火透了。严克强在中学时就好嫉妒人,和建华关系也不好。这次严克强听到三队发生打队长事件,而且建华也动了手,顿时来了情绪,亲自看望了老队长三次,每去一次,老队长的态度就变得更加强硬,他这样哪里是做工作,分明是给老队长加温,给建华施加压力。
  杨建华很生气。但他不知道,严克强之所以在三队打人事件上大做文章,恰恰是因为他与严克强成了经理人选的竞争对手。他在基层工程队,对上面人事安排的酝酿一无所知。
  老队长住在北市的一片平房区,这是刚解放时盖的第一批工人新村,当年红砖灰瓦,煞是气派。三十年一晃,这儿东盖西搭,一副脏乱不堪的样子。
  建华敲了半天门,老队长灰白的头发才乱糟糟地从门缝中露出来。他望望门外这两个人,连招呼都不打,背转身,一步步蹭回屋里,躺了下来。
  建华和肖玲两人各自找了一张凳子坐下。
  “老队长,您好点了吗?”肖玲见建华不吭声,便主动问候。“大家都盼着您早点上班。”
  “那混蛋开除了?”老队长脊梁对着他俩。
  “这……”肖玲语塞了。
  “不开除他,别来找我。”老队长闷声闷气。
  杨建华没有接腔,不动声色地递去一个纸袋:“这个月的工资,您点点。”
  听到这话,老头儿立刻起身接过了工资袋。他仔细看看工资条,然后用拇指蘸口唾沫,认真数起来。建华非常熟悉他这个动作,每次发工资,他都这么认真地一张张捻动着,生怕发错了数。数完又仔细与工资条一笔笔核对,直到确信无误时,才小心翼翼地把钱装进口袋。那神态和他检查工程质量时一样一丝不苟。
  他数完钱,脸上皱纹似乎舒展了一些。这么多天不上班,他一直担心扣他的工资,没灾没病的,这不是旷工吗?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对不起自个儿的良心。可不处分陈宝柱这小子,叫他老脸往哪搁?严副经理说得对,这样下去,队里这帮浑小子还不都登脖子上脸了。有公司撑腰,他便硬撑着在家闲呆,心却像火烧似的,恨不得能跑回队上看看,几十年来,他还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开自己那个乱哄哄、热腾腾的工棚过。
  他把钱压在枕头下面,坐直腰板:“就这事儿?办完了就走吧,师傅用不着你往这儿跑,你小子没良心,看我是假,护着陈宝柱是真。你凭啥不让开除他?”
  “师傅,陈宝柱已经认了错,那天他一时性急,犯了性子,您要同意,明儿我带他向您赔礼道歉。他知道错了,您该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
  “我不见他!”老队长暴躁地嚷着,“原谅他一次,就有两次,这号人都是这个德性。我有伤,是他打的,你要他,我就不干。你没扣我钱,别以为我会感激你,这是工伤。”
  建华温和地笑笑:“师傅,你不上班可别后悔。”
  “怎么,你真敢扣我钱?”
  “那不会。我们全队出满勤的就您一个,平时,您连迟到早退都没有过,光加的班,也早够歇半年的了,何况您真有病。我是说,你不上班,马上要开始的一项大工程,可就参加不上了。”建华说着,站起身,用眼睛示意肖玲也随之站起身。
  “我不稀罕,我也不缺那几块外勤补助!”老头儿毫不退让。
  杨建华笑着说:“是呵,要说也没有什么,就是架座桥呗,师傅,我们走了。”说着,他拉拉肖玲的袖子,朝门外走去。
  “等等。”老队长站起身。“架啥桥?”
  肖玲转过身:“老队长,市里决定建立交桥。”
  杨建华补充一句:“您过去不常叨叨要建立体交叉旱桥吗,这回任务下来了。”
  “你别诳我,那我不过是看挂历上印着人家外国有那桥,挺稀罕,随口一说。咱们修,到哪儿架去?挤挤巴巴的马路,巴掌大的路口,架得了那样大的桥?要架得拆多少房?”老队长将信将疑,琢磨着是不是建华哄他。
  队长从十六岁就当道桥工。横架在普运河和北洋河上的四座桥,他都参加建了。平日里,他常向徒弟们炫耀自己这段光荣历史。他觉着架桥工程才学得着技术,含糊不得半点儿,不像修马路,宽几公分,窄几公分,这鼓点那瘪点没关系。这三十年来,虽说哪天也没闲着,可也没搞几项大工程,整天就是给马路修修补补,今天刨开下管子,明天刨开装电缆。刨了修补,补了又刨。人干这种活儿,越干越疲沓。前年,公司发了本挂历,一月份的画页上是一张美国立体交叉桥,他喜欢得要命,没事儿就站到挂历前端详,念叨:“啥时,咱也像人家美国在马路上架座桥,这辈子能修这么座桥也就算没白活。”他总觉着,一座桥立在那儿,世代能传下去,将来就是一座碑。就像城北的那个舍利塔,传了十几代,后人啥时候瞧见都得佩服先人的手艺。自个儿快退休了,退休前还图个啥?他只有两件心事:儿子结婚还没房子;自己还没架座像模像样的大桥。
  “这是真的。”肖玲赶紧帮腔。
  杨建华认真地说:“局里布置修八座立交桥,可咱局有四十多个工程队,咱们队得抢,才能把活揽到手。”
  老队长一激动,想在身上摸支烟,一摸口袋才记起老伴这几天借机把烟钱给卡了,他有一天半没烟抽了,一个烟头也不知放在哪儿了。
  建华掏出自己的烟递给老队长,他犹豫了一下,抽出一支叼在嘴上。
  “得抢,我不是吹牛,建华,架桥还得是我这老头子,四十多个工程队,我敢说没谁干过这活。”老头儿吸着烟,口气一下变了。
  “可您这病……”
  “我没事,是心病,让那坏小子打了,心里窝屈。”
  “公司说您是重伤。”
  “我是为了整治那小子。严经理的主意。”
  “给陈宝柱个处分,叫他当着大伙的面,给您赔不是、认错检讨。就别开除了,让他在这项工程中立功改过。您看行不?陈宝柱打了您,我不也打了他?要是开除他,那我也该受个处分才对。”
  “那可不一样,严经理也是这么说,开除他,给你个处分,我没应,他挨打是活该,你是为着给师傅出气。”
  “您的气都让我替您出了,还窝屈什么?”
  “……光给处分不行,还得扣他这季度奖金。”
  “我看该扣。”
  “再当着我的面打自己几个耳光。”老头仍不解气。
  “这条我看就算啦。他自己打自己,脸痛心不痛,几个耳光把事儿了了,不如让他心里欠笔账,这样更能促使他往好处变,您说呢?”建华笑着说。
  老头儿后面这句话本来是句气话,听建华这么一劝,也就顺坡下了:“好,娘的,为了修桥,全依你。”
  老队长转转身子,把趿拉着的鞋穿上:“这些天他娘的憋屈坏我了,像女人坐月子。嘿,你们俩别走,我给你们沏壶茶,先喝着。师傅今天管饭。”
  建桥对老队长的吸引力竟是如此之大,肖玲惊异地望望杨建华。
  “师傅,要说吃饭,我们请您去饭馆来一顿,算是庆贺老将挂帅怎样?”他知道师傅在家做不了师娘的主。师傅思想通了,他宁可请老头儿一顿,让师傅心里痛快点儿。老队长一生求个什么?一是想干点漂亮的活儿,二是让人尊敬他,有了这两条,他就知足。然而,仅就这两条,他又得到过多少满足?杨建华说着,朝肖玲丢个眼神,想让她帮着说一句。
  他丢给肖玲的眼色,让老队长全看在眼里。老队长左右打量着建华和肖玲,恍然大悟地说:
  “我说你们俩怎么会一起来的,别是还有别的意思吧?”
  老队长的话把他俩问愣了。
  老队长拍拍脑门儿:“瞧我老糊涂了,你们俩为啥想起请我的客?”
  “想让您高兴高兴。再说您要上班了,我们心里也高兴。”
  “别唬我老头儿,当我看不出来,你俩这是对上象了吧?”
  老队长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立刻把杨建华和肖玲说得面红耳赤。
  “师傅,怎么能乱说呢。”建华愣了一下,赶紧责怪老队长。
  “嘿嘿,你们瞒着就瞒着,我早就瞧你俩合适,‘铃铛’人小心大,工程队这帮浑小子,没有能配得上你的,只有建华。建华可是个有本事的,这事儿我赞成。今儿,师傅不跟你们去吃了,单等着哪天喝你们的喜酒呢。”
  老头儿高兴得真像喝醉了酒。建华还想解释,老队长一句也听不入耳:“就当师傅没说,你在这儿嗦个啥?”
  他们只好告辞了走出小院门。
  杨建华低着头,觉得自己的心发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身边这个年轻姑娘,他常常有一种不自觉的保护人的心理,不愿意她受到伤害。今天,老队长的话是自己无意造成的误会,他怕肖玲受不了这种过分的玩笑。同时,又隐隐希望,肖玲不会在意。
  肖玲低头推着车,刚才老队长一席话出乎意外,又使她感到惊喜;有人把她和建华连在一起了!杨建华,这个在她眼中几乎是高不可攀的男子汉,居然也会发窘。她看见杨建华脸红了,往常威严、认真,居高临下的脸色现出一副窘态,一米八的大个子像个做错了事儿的小学生。这情景使她感到幸福、陶醉。她真希望就这样和这个心爱的男子一同并肩推着车,就这么走下去。她不愿打破这个宝贵的沉默。
  这个沉默还是让建华打破了。
  “老队长从来说话都是这样,队里工人都知道他这毛病,开玩笑出圈儿,你可能不习惯,不过别在意。”
  肖玲抬起眼,勇敢地望着建华:“我倒愿意他的话不是玩笑。”
  建华又一次愣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你一定觉得我很幼稚吧?”肖玲一双眼睛闪着光,“可我是认真的。”
  “你怎么也开起玩笑了。”杨建华佯作不解,故意岔开肖玲的话。肖玲和他不是一代人,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还不了解他,不了解生活,他应该打消她对自己的好感。
  肖玲默不作声。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好啦,我该拐弯了,再见,我母亲和儿子还在等我。”建华故意把“儿子”两个字音咬得很重。
  肖玲凝视着他的背影好半天,深深地吸了口气,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是失意,是迷惘,还是惆怅,她搞不清楚。

    三

  杨建华推开家门,桌上用饭罩罩着一大盘凉粉,几张薄饼,两盘炒菜,红的西红柿炒鸡蛋,绿的青椒炒肉丝,非常好看。妈和小蒙蒙坐在桌边。
  小蒙蒙见爸爸坐下来,就攀着建华的肩头:“爸爸,听义兰姑姑说,咱们要搬家了。”
  杨大娘赶紧制止住孙子:“小蒙,别瞎说,街里没通知的事儿,可不能乱讲。”
  小蒙做了个怪相,从爸爸衣袋中翻出两毛钱,出去买冰糕。
  “妈,怎么回事?”建华擦擦脸,问母亲。
  “上午义兰来说,她哥讲的这普店街要修成大马路,咱们都得搬走。”
  “对,可能。”建华听局里布置修环线的任务就想到了普店街一准拆迁。
  杨元珍叹口气,给儿子递过筷子。“妈住在这儿几十年了,还真舍不得走。咋,你开会和这事儿有关?”
  “嗯。”建华心不在焉地答着,跟肖玲分手后,他心里一阵迷茫,仿佛肖玲那双真挚深情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杨元珍自然不晓得儿子的心事,她只当儿子累了,便不再说话,坐在一边看建华吃饭,心里盘算着如何跟儿子提提张义兰的事儿。
  义兰走后,整整一上午,她就琢磨着这件事。义兰这姑娘的心事,她看出来了,今儿又半隐半露地说了出来。可是,她知道义兰的哥哥张义民跟高家的闺女好上了,现在建华若再跟义兰成了亲,不等于高家又与张家结了一门亲?杨元珍不愿建华跟同父异母的妹妹成为这么一种关系。可又一想,这样,建华也许能跟他亲哥哥见上面了,她也许就能见到小原了。三十多年了,小原该成了个壮汉子了,她真想见见他。
  建华吃完了饭,顺手洗了碗筷,便往被垛上一靠:“妈,我累了,想睡会儿。”
  “等会儿再睡,妈想先跟你说个事儿。”
  杨元珍把义兰上午的话和神态学给了建华。
  “我看义兰这孩子真心实意的,对小蒙蒙也好,差不离就成了吧。人家还要帮咱们多要间房呢。”
  “妈,您别操心了,我看不上她们家。以后您得明告她,我不想结婚。”建华烦躁地说。
  “这叫什么话?她们家怎么了?人家市委书记的闺女都能看上她们家的人,你就看不上了?再说,你又不跟她们家过,义兰人好就行了呗。”
  “她们一家子人身上都有那么股子酸劲儿,义兰也不例外,我讨厌。”
  “你这也讨厌,那也讨厌,就这么一辈子过下去?你好说,小蒙靠着你行吗?我将来一蹬腿,可怜的是孩子。你主意大,妈的话你一点听不进去。”杨元珍说到这儿,真的伤心了。
  建华知道自己刚才对母亲的态度太硬了,便放缓口气:“妈,您别说了,以后我自己找就是了。离过一次婚了,再结婚就得看准了。”
  杨元珍说服不了儿子,不再讲什么,她其实也不喜欢张家的人,只有义兰一个让她动心。她叹口气,出去找小蒙。
  建华其实哪里睡得着,他只不过想自己安安静静地躺一会儿。他喜欢肖玲,但她太年轻了,冲动的感情,发热的神经,天真的同情。而这些情绪,对于他,早已成为过去。
  他与她是两代人。当初,他爱柳若菲,最初萌生的不也是同情吗?她对他的爱不也是一种感激吗?同情和感激不是爱情。然而无数个爱情却从这里起航,尽管这些爱情的归宿不尽相同,起点却都有着最初的理解、沟通和友情。
  过去,是那么的遥远又是这样的贴近。
  他,兵团连队的副连长。一张胡子拉碴的黑脸,剃一个又短又粗的平头,穿一身洗得发白、打了补丁的旧军装,一脑门子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连队建设成一流的过得硬的革命化连队占据了他的全部脑海。
  他很少接触连队里的女生,即使接触,他也是神态严肃,从不像别的小伙子那样和女生说说笑笑。连里的女孩子们敬重,甚至可以说敬畏他,也从不敢跟他说笑。而背地里,他却成了全连女生心目中的偶像。尽管他严格遵守着兵团“三年之内不准谈恋爱”的禁令,却有许多女生,悄悄地向他展开了爱的“攻势”。他丝毫没有动心。
  作为一个副连长,他早就知道柳若菲,她是连里政治思想分析会的主要分析对象。但他从没跟她正面接触过。
  柳若菲与众不同。在转运站分连队时,他一眼就注意到她。在无数个绿军装、绿军帽的人海中,她像一朵白芙蓉,亭亭玉立,格外引人注目。她的头发、眉毛、睫毛、眼球很黑很黑,而皮肤又很细很白,这种黑白对比使得她的脸格外富有光彩。她的眼睛很深很大,鼻梁笔直,像个“混血儿”,可怜巴巴地埋着头,跟在队伍的后面,他觉得自己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她。
  可到了连队不久,他发现柳若菲表现得太恶劣了。
  第一个星期的劳动任务是脱坯。大家都拼了命地干,有的女生白天干不完,夜里悄悄爬起来干,谁都希望在到边疆的第一周来个“开门红”。三天结束后,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定额,或者超额。只是除了一个人,那就是柳若菲。她只完成了一半儿,连长点名批评她,让她站起来,接受批评,她不站。连长大发其火,她仍无动于衷,结果遭致全连第一次大批判会,她一下子在连里“臭”了。仅仅半年,女生排又开了她第二次批判会,因为她打了排长吕爱红。原来,柳若菲脸上天天都要抹雪花膏,而吕爱红认为革命战士,只需抹点“凡士林”即可,雪花膏纯属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便把柳若菲箱子里的雪花膏、洗头膏、花露水统统扔到了茅坑里。柳若菲知道了,找到排长,便与她揪打起来,身为一排之长的吕爱红在指导员的支持下,便召开了批判“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阶级报复”的批判会。柳若菲不服气,批判会便几乎升级为斗争会。
  连长闻讯赶来,制止住几个女生揪打柳若菲想把她拖到台上的举动,决定把柳若菲带到连队去批评教育。吕爱红想不通。奇怪的是柳若菲反倒停止挣扎,主动站到了台上。她在示威,向排长示威,也向曾经第一个批判过她的连长示威。
  谁也没想到,这次批判会,竟成了指导员和连长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指导员在党支部会上支持吕爱红,批评连长干涉制止批判会的行为是错误的。连长自恃是参加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坚持连队是连长说了算,排里干什么事儿要经过连长的批准。这次暴发的矛盾,一直延续下去形成连队领导层的两大派。
  而柳若菲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两大派夹击的对象。她依旧我行我素,对连队的一切都似乎很冷漠,甚至充满敌意。她成了连队里一个孤独的、落后的“个别分子”。作为连长的副手,一个尊敬、敬佩英雄连长的杨建华,对这个懒惰、思想“灰色”的女生也没有什么好印象。
  然而,当他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她时,他觉得她与自己原来的印象并不一样。
  冬天,锡林郭勒草原是一片白雪茫茫的世界。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把大地冻得结结实实。井边上,被水桶洒出的水,泼出一个一米多高的冰坡,井口越冻越小,成了只能穿过一只水桶的洞。
  建华到井边打水,只见一个女生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脸捂得严严实实,站在井台上,拼命地左右摇晃着绳子,可只听见水桶在井底乒乓乱响,就是打不上水来。
  杨建华拿过她手中的绳子,把水桶向上提提,然后猛地一抖绳子,扑通一声沉入水底,提上满满一桶水。他解开桶上的绳子,把水桶提下冰坡,然后把绳子系在自己的桶上。
  那女生默默地看着他做完这一切,小心翼翼地滑下冰坡,把那桶水毫不吝惜地倒掉,又爬上冰坡。
  “为什么倒了?”他不解地问。
  “我想自己学会。”她站在他身边,看他打水。
  “快两年了,还没学会?”
  她不吭声,只是学着他的样子,一次次地试着,终于提了满满一桶水。他帮助她把水桶提下冰坡。她又倒掉了一半儿。
  “提不动?”他善意地嘲笑说。
  “不,用不了。”
  “那么多人怎么会用不了?”
  “别人不管我,我何必管别人?”她冷冷地说。然后抬起头来,口罩上一双漆黑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你是连里惟一帮助过我的人。”
  她的语气很硬很冷,却有一种凄楚的味道。
  杨建华这才认出她是柳若菲。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对待你?”他这样问她,只是出于副连长对战士教育的职责。
  “不知道,也许我是个瘟神。我从来没有伤害过谁,可这里根本就没有公理、正义和人性,只有阴谋、嫉妒和虚伪。大家都是势利眼,只要不触犯自己,谁又肯为一个弱者说话,谁都不肯触犯权势,讲句真话!……”她一口气说着,眼圈发红了。
  “可是,”他迟疑了一下,“你也该想想自己的主观原因。大家都是一起来的知青,怎么偏对你一个人这样?”
  “主观原因?我心里当然清楚,我的性格,还有我的……这没办法,天生的,我既不想妨碍谁,也不想让谁把我吃掉。”
  她提着水桶,艰难地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女生排的土坯房走去。雪地上留下一条零乱的、不规则的脚印。
  那脚印像印在他的心上,引起他心上的颤动。
  冬天,天寒地冻,连里除了炊事班,别的排都没有活干,便利用冬闲,办学习班。围着烧着牛粪的土坯灶,以班为单位学习“毛选”和“马列”六本书。牛粪是这儿取暖做饭的惟一燃料。可是女生排秋天只拾回十车牛粪,无论如何抵挡不住漫长的冬天。于是要派人去四十里之外的弱畜点去起牛粪。女生排的活儿,还要女生排出人,吕爱红点名让柳若菲去,任务交代得很明确,每星期起出三车牛粪,周六连里派车去拉。
  远离连队的弱畜点,是连队的“西伯利亚流放地”。每年冬天都要把原农场的几个四类分子遣到那儿去服苦役。派一个纤弱的女生去,未免有点过狠了,不少女生都动了恻隐之心,主张多派几个人去。男生听了也引起了一番骚动,有几个人主动要求一起去。但连里还是决定了。连长提的名,指导员出自对吕爱红的支持,也想用这个法子给吕爱红出气。杨建华出于一种复杂的心理,没有表态。
  一个白毛风漫卷天地的日子,杨建华从师部回来,路经弱畜点,他突然觉得应该去关照一下这个被流放的女兵,这么冷的天气,她不可能如期按量完成任务,自己或许可以帮帮她。他骑马驰过一座座牛盘时,发现一垛垛的牛粪已经起好堆在地上,足足够装十大车。这太使人惊奇了,不知为什么,他心里很高兴。
  他钻进干打垒墙的小屋。一个带队的老职工正和几个四类分子喝酒,吃肉。
  杨建华接过老职工递过的大茶缸,喝了两口酒,顿时觉得身子暖和多了,便问:“柳若菲呢?”
  “她住在对面的小屋,现在给弱畜挑草去了。”
  “她在这里表现还可以吧?”建华随口问道。
  “蛮好,蛮好。吕爱红说她又娇气,又懒,我看不然,她干得蛮不赖。”老职工环视着几个四类分子,“你们觉得怎么样?”
  那几个人一起点头附和:“不赖,的确不赖。”
  老职工站起身:“这冷的天,牛粪都冻死在地上,你们让她两天刨一车粪,吭!你这小伙子干个试试,你们大家都是城里一起来的,整治她干啥?”
  “这不是整她。知识青年是接受再教育来的,劳动是锻炼。”他看看屋里几个人,“这么说,牛粪是你们起的?”
  “小柳这孩子可怜呀,力气小可好强着呢,一天到晚地干。我们看不过眼,帮帮她。可她一时不闲着,这不,有点空,又帮我们挑草去了。”
  建华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与职工聊了几句,就来到柳若菲的小屋。她还没回来。他环视着她的“窝儿”,干打垒的墙很薄,四角结着一层厚厚的霜。中间垒着个大灶,里面熄着火。几捆苇子铺成个地铺,上面铺着条羊毛毯,旁边整齐地放着四只大玻璃瓶,想是装热水焐被窝用的。灰暗的屋里只有羊毛毯上的那床兰花被,可以证实主人是个女孩子。
  门帘掀起,像个宇航员似的柳若菲穿着厚厚的皮大衣、毡靴,走进屋来。看到他,她指指地铺:“坐吧。”算是打了招呼,然后放下手中的桶,脱下大衣,摘掉皮帽,坐在土灶前。
  “听老职工说你干得不错,特地来看看你。”建华坐下说。
  “谈不上,总比坐在屋里什么活儿都不干的人强点。”她边说边脱掉厚毡靴,把脚伸到炉边去烤。
  “你这次表现很好,这是一个进步,长期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改变对你的看法的。”
  她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我一贯如此。我不乞求别人改变什么看法。我不为别人的看法活着。”
  “可你刚来时,干活为什么那样消极?”
  “那时我有病,劳动是锻炼,可不是玩命,对吧?”
  “病?”
  柳若菲望望他,勉强地笑笑:“是的。女生们都有的正常生理现象。吕爱红不懂吗?偏不准我假,让我在全连亮相。”
  “你当时应该向吕爱红解释一下,和她谈一谈……”
  “解释?”她急急地打断了他的话,“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一个人要是嫉妒上你,她就会千方百计损害你。”
  “你多心了,吕爱红不会那样。”杨建华认为她的感觉和判断是错误的,在这个革命化的时代,吕爱红怎么会嫉妒她?
  “你当然不会理解,可我的直觉早告诉了我,在来兵团的火车上,就开始了。心里感觉,只有女生之间才能感觉出来。”
  “不,她也许是看不惯你。她希望每一个知青都像她那样,拿出接受再教育的样子来。”
  “接受再教育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们穿一样的兵团服、干一样的活儿,睡一样的铺……”
  “问题不在形式,而在追求。比如……你总在脸上抹点什么,而她是脸黑心红。”
  “哈哈……”柳若菲忽然笑起来,“看来副连长的逻辑是脸黑才能心红了?”她把一只脚伸进毡靴,又脱掉另一只靴子,换了脚来烤。袜子破了个洞,柳若菲却毫不介意。
  “看来脸和心必须是对立色。因为老职工的脸是粗糙的,所以我们的脸也必须弄成干树皮。因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所以我们就不应该生产粮食而应该和他们一样饿肚皮。”她看看袜子上的破洞,索性脱掉袜子,露出一只雪白的脚,又瞧瞧建华,“无产阶级追求的应该是这种生活方式吧?不,还不够彻底,应该像原始人那样,用树叶和兽皮裹着身子。”
  不知怎的,建华看见她的动作,她的脚,生理某部位突然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心里慌慌的,他克制着自己转过头去。
  “我不明白,那天连长让你去连部你为什么不去?”
  她的脸一下子变白了,眉梢微微一颤,身子轻轻一震,咬住嘴唇,乜斜着一闪一闪的灶火,神情古怪。
  杨建华觉得不对劲儿。她的表情不对劲儿,连长对她的种种矛盾态度也似乎不对劲儿。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她咬紧牙关,眼光阴郁、凄楚,还有一种愤恨。
  “相信我,我们都是同列车来的同学。”
  她抬眼望着他,突然间,泪水迷蒙。
  她的话,让杨建华惊呆了。
  当初,柳若菲报名来到兵团没被批准,因她社会关系复杂,出身又不好,她便自己跑到兵团接收站去请求。连长当时来接兵,接待了她,谈了两次话,就答应带她到自己的连队去。柳若菲于是登上了赴兵团的火车,一车厢知识青年,她谁都不认识,只认识接收她的连长。连长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她把他视为救星。到供给制的兵团,生活有保障,否则,她身单力薄,到农村插队会饿死。
  在兵团转运站,由汽车一批批把兵团战士送到连里。知识青年们住下来等候。那天晚上,连长把柳若菲叫到自己的房间,说要和她谈思想。她去了,如实谈了自己家庭的遭遇,自己的思想包袱和决心。连长滔滔不绝地跟她谈起自己,贫农出身,中印自卫反击战立过三等功,谈一个连长在建设兵团所拥有的权力……一直谈到转运站发电机停止供电。电灯灭了,连长一双手突然抱住了她。她本能地呼叫起来。连长不得不松开手。柳若菲感到头晕,不知道哪里是门,只能背对着墙,面对着那个黑影,在这一刹那她还幻想着连长刚才的动作不过是没有站稳。
  “别害怕,我喜欢你,跟我好,我保证今后你再不受气。”黑影低声说,语调很亲切。
  她听明白了。一瞬间,这黑影,那声音全成了魔鬼。
  “我不需要,快让我走,不然我还喊。”
  亲切的语调变成了恶狠狠的恫吓:“你敢喊,我就掐死你,不知好歹的狗崽子。”
  “流氓!掐死我,我也喊!”
  黑影坐下了,划了根火柴,点着一根烟,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像是一盏鬼火。
  “刚才,我是吓唬你。你好好想一想,你是到内蒙扎根的,要在这里安家,你跟我好上了,不比跟兵团战士强?连长在连里就是皇上,你别糊涂。”
  “就是真皇上,我也不答应,你放我走!”她喊道。
  “好哇!”连长狠狠地把烟丢到地上,一脚踩灭,“既然这样,你等着吧,有你好瞧的。早晚我要叫你知道我的厉害。我他妈的不叫你乖乖服输,就不是人!”
  连长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低估了。姑娘没有就范,她生性不会向邪恶低头,从此,她便遭了厄运。
  杨建华心里打了个冷颤。这一瞬间,他理解了她的全部话。原来在她的头上罩着一张出自各种目的、各种心理的网。她是一只处在嫉妒和阴谋枪口下的猎物。一个想打伤她,损害她的形象;一个想折磨她,为着捕获她。而一切进行得又是那么冠冕堂皇、合情合理。龌龊的目的,冠以革命的名义,而又不露蛛丝马迹。
  “太卑鄙了!他现在还找你的麻烦吗?”他问。
  “你想呢,不然我为什么会被‘流放’?”她抱着肩膀,像一只无力再挣扎的幼狍,“我有时真害怕,虽然表面上我死硬死硬,可我心里……”
  “别害怕!”杨建华冲动地站起身,“我会保护你,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今后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立即告诉我。”他动了情,他同情她、怜惜她,也为自己悲哀。他一直信赖连长,在大家眼里,他是连长的人,他是被欺骗了。面对这个独自鏖战,精疲力竭的女孩子,他真想一把把她搂进自己的怀抱,用自己身体去温暖她,保护她。她是自己的同龄人,知青战友,一个勇敢的、美丽的姑娘。
  柳若菲望着建华真诚的眼睛,泪水夺眶而出。
  从这天起,连长莫名其妙地发现,他全力培养起来的副连长,突然对他冷漠了,处处跟他唱对台戏。女生排的战士们也不无醋意地发现,她们所倾慕的副连长对柳若菲表现出对任何女生也没有过的热情和关心。
  转年,连队接到团里布置的战备命令,要求各连挖战备沟。男生每天规定的任务是挖三立方米,女生是一立方米。女生领袖们认为这个规定是对女战士的歧视,便由连里折衷为两立方米,男女一样。
  然而,两立方米土对女生来说,是力所不能及的。于是几乎所有的女生都靠男生支援了。只有柳若菲,男生照例不敢沾她的边,谁去帮她,男生们会起哄,女生们会挖苦,舆论这张网谁也不敢去触。
  离收工就差一个小时了,柳若菲的土方刚刚完成了三分之一,吕爱红走到她身边,望着汗水淋淋的柳若菲:“柳若菲,你快点干!就你拖全排的后腿了。”
  柳若菲看她一眼,抹了把汗,索性往地上一坐,从地上拔根草放在鼻子下闻。
  “你这是什么态度?”吕爱红火了,“今天挖不完,不准回宿舍!”
  杨建华来到工地,听到这边吵闹,便赶过来。
  “副连长,你管不管,她天天完不成任务,我批评她,她一屁股就坐这儿了。”吕爱红挑衅地望着杨建华。
  “坚持一会儿,大家都在干。”他对柳若菲说。
  “累了。”柳若菲淡淡地回答,“我不是机器,是人,力所不能及时,就会累,就需要休息。我没完成任务?你们的任务哪一个是凭自己完成的?”
  “嘿,那你就管不着了,别人群众关系好,谁让你没人缘。”吕爱红挖苦道。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杨建华不再说什么,他脱掉外衣,朝手心吐了点唾沫,拾起柳若菲的锨干了起来。他的动作有力,一锨锨的土飞快地起出,上沟。
  柳若菲站了起来,脸上由于兴奋而泛红了,她神气地站在那里迎接着周围诧异的目光。
  “我提醒你,副连长,你要注意立场,爱憎分明!”吕爱红被杨建华的举动激怒了。
  杨建华不动声色,一板一眼地说:“我爱什么,恨什么,清清楚楚。”
  果然,杨建华帮助柳若菲的事,引起全连哗然。
  吕爱红收工后,立即把这一情况向连长指导员汇报。杨建华一时成了众矢之的。
  “听说你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说你爱柳若菲?”连长夹着烟,口气像审犯人。
  杨建华完全可以说明他并没有这样讲,但他不想申辩。
  “对。”面对连长,他一口承认。他觉得这种回答是对弱者的最有效保护。谎言有时是出自神圣的需要。
  “你,你们是什么关系?”连长暴跳如雷。
  “谁敢欺负她,我就揍谁,就去上面告发,就是这么一种关系!”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目光锋利地逼视连长。
  连长被这咄咄逼人的目光吓呆了,瘫坐到椅子上。他面对着一头暴怒的狮子,他远不是建华的对手。
  消息一下子在全连传开。兵团战士正值青春旺盛时期,但青春的欲火被兵团纪律压抑着,人们便靠传播各种消息,议论别人来发泄。柳若菲听到了连部的这场“舌战”,找到杨建华。
  “但愿你不是开玩笑。”她找到他,静静地说。
  “只要你愿意,它就不是玩笑。”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是他的第一次爱情。到兵团的第四个年头,他们便结了婚。面对各方面的高压,上上下下的流言,他毫不胆怯。在那间草原上的小土屋开始了自己温暖的家庭生活。
  他爱柳若菲,也爱他们那个土坯的小屋。每当他疲惫地收工回到自己的家,坐在那个暖暖和和的灶火前,和柳若菲一起做那些简单的饭食时,他的心中都会涌上一种甜蜜的感觉。
  “我们把妈接来吧。”他说。
  “在这儿安家?你真想在这鬼地方呆一辈子?”
  她望着他:“我早晚要离开这儿。”她冷冷地说。她的心像是结了冰,暖都暖不过来。
  她怀了孕,却丝毫没有当母亲的喜悦,坚持要打掉。他不同意,通知团部、师部卫生所和医院不准给她打胎,这样,小蒙蒙才来到人世。她不肯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儿子,小蒙蒙是父亲用牛奶喂大的。
  但他没有更多地责怪她,他觉得她的心是让那些痛苦、那些不公正塞得太满了。他愿意用自己的爱去填充她的心。然而,他没有成功,她还是离开了他。
  他独自带着儿子过了六年,从来没想过再成个家。尽管母亲常在耳边念叨,他毫不动心。他习惯了和小蒙蒙在一起,他不能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女人能够接受他的儿子,也不能想象自己能与什么样的女人再产生爱情。
  现在,肖玲,这个快快活活的姑娘朝他的生活走来,自己该怎样对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