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冬天悄悄地降临了。夏季的绿、秋季的黄都相继隐去,让褐色和灰色所替代。光秃秃的树枝和庄严耸立的建筑物也都蒙上了一层冷色。但街上年轻姑娘的俏丽的时装,鲜红、嫩黄、翠绿、海蓝等鲜艳的毛衣外套,薄呢大衣和漂亮的纱巾小帽,使这城市的冬景改变了它呆板冷寂的画面,有了几分热烈、生气和妩媚。
  季节的变化使城市的外表变得冷峻了。然而,它的内里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活泼,节奏有力地跳动着。街头广告牌一次次刷新,拿着“天鹅牌”冷烫精的黑发女人,变成了捧着“威娜宝”香波的金色女郎;商场的霓虹灯由双管单色变成了多管多色;自由市场里主妇们照例和小贩们讨价还价,分毛必争;每日上下班时,公共汽车里仍然和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密不透风;物价、奖金和各种门类的有奖储蓄仍旧是人们热衷的话题;公园的早晨,老人依然聚集练操习拳,晚上恋人相依相伴,全然不顾天气的冷暖。……生活像以往一样地繁忙,紧张。
  凤凰桥工地上尘土飞扬,运送灰沙石的汽车驶进驶出,一里方圆的工地,被一圈木板围起来,隔开了外边的生活和里边争分夺秒的奋战。在这里边的许多人,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外边的世界了。琳琅满目的繁华商店,穿着五颜六色时装的人群;菊花争妍的公园,以及熟悉的大街小巷和温暖的家,这一切一切仿佛都离他们很远很远。他们迷住了工程,全身心投入了紧张的施工。
  杨建华驱车来到凤凰桥工地,自开工以来,几十个夜晚他是在这个工地度过的。凤凰立交桥,被阎鸿唤市长称之为环线这条长龙的“眼睛”。事关大局,他理解市长的话,这一仗打漂亮了将会影响、牵动工程全局。二公司承包的三座立交桥,两段路进展神速,三座桥都已完成了清除现场,浇铸承台,打桩,筑桥墩和帽梁几项工程。两个筑路队也完成了三分之二的铺路任务。尽管冬季施工要比夏秋两季要困难、艰苦,但工人们憋足了劲儿,进度一点没落下。杨建华这些日子日夜在几个工地转,工人连班,他也不分昼夜,这儿的气氛和施工的每一环都紧紧地系住了他这个指挥员的心。他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年几十万知青向荒原开战的气魄与心境。
  他绕过工地材料堆,走到在浇铸混凝土的老队长跟前。
  “老队长。”他招呼着。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告诉你睡一下嘛?信不过我?快去睡,几天没合眼了,人又不是铁打的。全公司这么大摊子,经理垮了,是闹着玩的?”
  杨建华笑笑:“来回的车上早迷糊了几觉,年轻轻的,哪儿那么容易垮?我担心的是您。”
  老队长的肝病这些日子又犯了,但他就是犟,不肯歇:“我?人到了这岁数,觉就少了,躺在床板上也是烙大饼,不如忙活点得劲儿。”
  “老队长,您就别犟了,该歇就歇,有病就得早治,后边还有的是工程等着你呢。”
  “嘿,我吃着药呢,自己的毛病,我自己清楚,用不着你唠唠叨叨。就是去医院看病还不就是给这号药,还得搭上半天时间,挨个儿,受气。”老队长直直腰,叮嘱旁边浇铸的几个青工,“仔细点儿,小心毛坯眼儿。”然后,朝另一个桥墩走去。
  “老队长!”杨建华赶紧喊住他,“您派几个人跟大伙儿打个招呼,一会儿,我请几位外国专家参观。”
  “都啥时候了?请外国人凑热闹,添乱。我就烦今儿一拨参观的,明儿一拨采访的,一点忙帮不上,还得搭上人陪着,这时间我搭不起。你可别学着耍花活儿。”
  杨建华笑了,望着老队长砖红粗糙的脸:“老队长,您别小看这一拨拨人,花这么点时间值得。您没瞧见,那次小学生慰问之后,大伙劲头儿多足,孩子们对咱关心,大家长劲儿。报上登了咱们施工队几条消息,大伙高兴得都快把报纸看烂了,家里人看见也高兴。市长说了,宣传了咱们,不仅表彰了施工人员,也教育了其他行业的群众,用咱们这种精神,推动全市各行各业干‘四化’的热情。咱花这么点时间,贡献大了。”
  “得,别给你师傅上这一套一套的,外国人也干‘四化’?”
  “唉,让外国人开开眼嘛。有些中国人说外国的月亮圆,一些西方人也觉得自己的圆,让他们来瞧瞧咱们的月亮,见识见识。”
  “你呀,就是花道道多。”老队长点点徒弟,转身去了。
  杨建华知道师傅的脾气,他嘴上虽犟,可一定是去安排了。他担任公司经理,受命于艰巨任务之时,深知它是块难啃的骨头。上这种活儿,要有一支过得硬的队伍。这支队伍的管理不能靠行政命令,管、卡、压,也不能单靠物质刺激,还要靠人的一股子精神。精神从哪来?杨建华用的法子是旧瓶子装新酒,一样酒香溢人。他先搞了个政治动员,讲此项工程任务的光荣,对全市人民生活的作用和改善本市交通的重要,以及未来的展望。为大家描绘了一幅将在大家手中描绘出来的城市远景图。活儿干得值,工人们的精神头儿就上来了,然后又充分利用全市人民对环线的关心支持,点燃市政工人心中的自豪感。再就是搞好后勤服务,他把承包队甩下的工人,组织起几个服务队,看护家属病人,买煤、买粮、家……为工人服务,工人心暖和,没有后顾之忧,就轻松,底气就足。
  现在工程已接近最后一段了,前两期工程质量不错,后面的质量能不能保证?昨天,他召集了施工队各组组长和突击队长会,专讲后期质量,但他还觉得缺一把火,便给史春生去了个电话,询问凤华饭店有没有懂建筑的外国客人,他要借借西风。
  半个小时后,外国客人们在史春生的陪同下来到工地。
  大鼻子的到来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三位教授两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都是本市一所大学新聘的教建筑的外籍教师。他们用挑剔的目光,转来转去,又摸又敲,看着油光瓦亮的混凝土墩台和一丝不苟地干活的工人,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像人造大理石!”
  “筑一个墩台用多长时间?”法国人问。
  “用了五天时间。”老队长回答。
  “噢!五天!不可思议!”
  陈宝柱得意地对翻译说:“告诉他们,这还留着量呢!”
  围着的工人全笑了,老队长悄悄瞪了陈宝柱一眼。
  临走,教授伸出大拇指:“中国人这个!”
  一张张经过烈日和冷风加工后的黑色、棕色的粗糙的脸膛容光焕发。
  杨建华对大伙说:“瞧他们惊奇的。”
  老队长撇撇嘴:“打根儿上我也没瞧得起他们,早年间……”
  一个工人打断老队长的话:“人家机械水平是比咱们先进,可话说回来,人的技术不见得比咱们强。”
  陈宝柱挤上来:“咱们比他们强。再说,他们干活哪有咱们玩命!”
  “下一步,我们就要上梁、整桥面了。大伙一定要保证质量,干出世界一流水平的活儿,再让他们惊讶惊讶。”杨建华郑重地对工人们说。
  “没问题,经理就放心吧。”陈宝柱拍拍胸脯。
  老队长瞪着陈宝柱:“有能耐在活儿上见!”
  大家又笑了,散开,各自去干活儿。
  杨建华松了口气,他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气氛。大家争强好胜,互不相让。这就是一种劲儿,有了这股子劲儿,多难上的山也能爬上去。
  可是此刻,他连极容易走的路也走不稳了,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他是靠亢奋支撑着,这会儿,松了口气,头就开始发晕。他需要立即躺下眯一会儿,他只要找个凳子靠一靠,就立刻听不到搅拌机的轰鸣和工地上嘈杂的噪音了。他走进队部,晃动的木板房里,他直愣愣只看见一张床,一张就像是为他预备的木板床。
  “半个小时。”他对自己说,朝那床走过去。
  “杨经理,你家里来电话,说你儿子病了,挺重!让你马上回去。”电话值班员急匆匆跑进屋。
  儿子,病得挺重!杨建华忽然清醒了,睡意全消。
  “昏睡不醒,一天没吃东西了。”
  杨建华心里一阵抽搐。上个月搬家时,小蒙从汽车后面摔下来,昏睡了四天。母亲打电话让他回去,当时工程刚开工,一刻也离不开。几天后,他抽空回家一趟,小蒙已经好了。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母亲却生了他的气,狠狠数落了他一顿。奶奶疼孙子,给吓坏了。这次病会不会跟那样摔伤有关系?他想打个电话让服务队去人帮一下,又放心不下儿子。没来由的,怎会又昏睡了。
  “汽车就在外边。”值班员告诉经理。
  杨建华匆匆地坐上了小汽车。
  汽车直奔新居民区。
  杨建华的新居在五楼。起先街里照顾杨元珍岁数大,腿有点毛病,分她一楼,万家分在五楼。谁知万老头一下子就火了,认准街里存心和他过不去。住五楼,他的货车怎么办?他吵着闹着非要个一楼单元。房子已经分出去了,一楼五楼都不是好楼层,相比之下,一楼进出方便,通厨房还有个十二平方米的小院,所以没人愿跟万家换,何况他一吵一闹,反倒让人觉着五楼比一楼差得远。杨元珍不愿看着街里为难,便把一楼让给了万家。
  这会儿,杨建华三步并两步直奔五楼。
  “唉呀,快送小蒙去医院,这病病得太突然了。”杨元珍见到儿子,如同见到救星。小蒙蒙突然发烧,她急得去敲邻居的门,没人。想想,就是有人,在家的也都是老人,帮不上忙。普店街离卫生院只有七八分钟的路。可这儿卫生院盖好了,还没开张,去市里医院得坐十几分钟的汽车,从楼门口到汽车站还有两里路。她抱不动八岁的孙子,已早不是当年抱着机枪找丈夫的年岁,她只能眼巴巴地等儿子回来。
  小蒙蒙赤红着脸,昏睡着。
  “妈,别着急,去医院打一针就好了。”建华安慰母亲。
  “爸爸。”小蒙忽然睁开眼,轻声叫父亲。
  “小蒙,爸爸来了,咱们去医院。”建华一阵心酸,小蒙蒙三岁柳若菲就走了。这五年,虽然有母亲带,可蒙蒙的每一点变化都牵动着他的心。他爱儿子,儿子就像他的一个复制品,越大,身上就越明显地带着他儿时的特征。他小时候是“三国迷”,儿子也是魏、蜀、吴不离口。儿时他常常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战役”之中,自言自语,时而充当将军,时而充当士兵。一天他下班去接儿子,远远地就看见小蒙一个人顺着边道上回家,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比画得有板有眼,俨然一个八岁的杨建华自己。
  “桥修完了吗?”
  “快了。”
  “太好了。”小蒙迷迷糊糊又闭上眼睡了。
  建华抱着小蒙蒙下了五楼,坐车去了医院。
  “怎么不好?”女大夫眼皮搭拉着,没精打采地问建华。
  “这孩子昏睡,呕吐,一天没吃东西。”
  女大夫似乎没有听见杨建华的话,动作机械地照例依次检查过喉咙,心脏,摸摸腹部,随手开了处方单和注射单,脸上冷淡而平静。
  平静,或许没有什么大病,可是,冷淡……
  “大夫,这孩子一个月前被摔着后脑勺了,脑震荡,从汽车上甩下来的……”
  蒙蒙的摔伤,一直像个提在半空的吊爪,揪着当父亲的心。
  “多长时间?”女大夫搭拉的眼皮终于抬起了一半。
  “有四十六天了。”
  那眼皮又垂了下去,接着在药单上写着一些杨建华完全不认识的中国字,不置可否地说:“先吃药,打针看看。如果不放心,再到总医院脑系科看看。”
  脑系科!
  “您再给看看,这症状会不会是脑子里的毛病?”杨建华觉得自己的舌头有点发紧。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告诉你现在不像,你既然说他脑震荡,就去看脑系科。”搭拉的眼皮这会儿突然睁得老大,露出女大夫黑白分明的眸子,然后又迅速地垂下去,用眼角把杨建华狠狠地夹了两下。
  一拳头就能使这“夹子”开成红花。
  杨建华使劲忍下去想在那眼皮上挥舞一下的念头,抱起儿子走出诊室。
  打针,吃药。小蒙蒙躺到家里床上时,脸色好多了,头也不再发烫。
  杨元珍松了口气。建华心里仍被吊爪揪着,退烧针管退热,病源呢?
  “爸爸……”小蒙显得精神了。
  建华摩挲着儿子的手。这手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指甲是方形的,长在自己手上是那么难看,在蒙蒙手上却十分可爱。他把这手放到自己唇边,轻轻吻了吻。
  “爸爸,……我想,买个足球……奶奶不同意,她不让我踢足球。”
  “爸爸同意,你过生日那天送给你。”
  “过生日,你不是要带我去少儿活动中心吗?”小蒙惟恐一件生日礼物代替另一个生日许诺。
  “带你去,去一整天,所有的项目全让你玩过来。”建华想让儿子高兴。小孩一高兴往往病就好了。
  果然,小蒙蒙一骨碌爬了起来。
  “真的!”
  建华的心终于回到了原地,奶奶笑着赶紧把孙子按下,盖上被。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来人是办公室的小刘:“严经理让我通知您,立即到工程总指挥部去,有急事。”
  急事?现在工程上哪有不急的事!
  那么,回头抽空再去脑系科吧。
  工程总指挥部,几位正副总指挥在等他。曹局长什么也没问,建华什么也没说,大家围着桌上的沙盘坐下了。
  “凤凰桥什么时候能完工?”曹局长问。
  “一个月。”建华信心十足。
  “不行,得提前。”
  “再提前五天。”这意味着在预定日期内提前了半个月。
  “十天。”曹局长凝视着新提升的经理,“二十天完成任务。总指挥部准备把光明桥的修建任务交给你。光明桥开工的时间必须在二十号左右。”
  十天?五天已经拿出了冲刺的力气,哪来的本事再挤五天。
  “光明立交桥,是环线上最大的一座立交桥,在全国也是数得上的。时间紧,任务重,它是环线工程最后一战,什么时候拿下它,什么时候全线通车,敢不敢立军令状?”
  立军令状?军中无戏言,杨建华不能不犹豫。
  “人生能有几回搏?造光明立交桥这样的大桥,人一生能赶上几次?失去这个机会,我敢肯定,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试试看。”
  “今天找你来,没给你试试的时间。”曹局长步步紧逼,口丝毫不松。
  “好,我接了!”杨建华一拍桌子,像是把自己的脑袋放到了总指挥部。
  接下这个任务,就意味着凤凰桥的工期要在极限上再缩短十天,同时做好光明桥的前期准备工作和凤凰桥的收尾工作,他的兵将会怎样说?
  “接得对!这一头一尾全归咱,死了也值。”老队长兴奋地一拍大腿。参加这样宏大的工程,完成了他几十年的夙愿,老头儿像注射了兴奋剂。
  “为保证桥面工程时间,明天就得上大梁。”建华盯着老队长由于高兴而愈发发紫的黑脸。
  老头儿掰指算算:“对。只是怕帽梁的模板桥拆不出来,木工班夜班只是五个人。”
  “集中兵力一起上。”
  “我包了!”蹲在墙角抽烟的陈宝柱大大咧咧地站起来,“这活儿归我们突击队。”
  “这不是闹着玩儿。”老队长瞟了陈宝柱一眼。
  “你们都去睡觉,养足精神明儿上梁。明儿上午,我准叫你们看不见帽梁上有粒木渣儿。”
  “有种你就干。别吹大牛。”老队长一贯看不上陈宝柱。
  “不信?我……”宝柱急得要瞪眼。
  建华拍拍宝柱肩膀:“我信。宝柱,看你的了,注意安全。”
  “你放心。”陈宝柱拍拍胸脯,神情从来没有这样庄重、严肃。
  儿子的这副神情,是宝柱妈一直希望在他脸上看到的,老太太多想儿子能认真、能庄重、能温顺哪。可当她儿子带着这样一副母亲理想的神色率领突击队连夜奋战的时候,宝柱妈已进入了弥留之际。
  她对死毫无恐惧,受了一辈子苦,生给了她多少值得眷恋的东西?能够不再睁开眼睛,苦海便到了尽头。
  瘫在床上这么多年,她与外界几乎隔绝。她不识字,家里又没有电视机,她无法感受到时代的巨大变化。她想象不出别人家都是怎么生活的。嫁一个有出息的丈夫,生一个有出息的儿女,那福该怎么受用?几十年尝的全是苦,反倒不知何为苦,何为乐?活着就是苦,死了便是乐。她凭着自己的生活经历,简单地把生活中的人分作好人和坏人。好人又分为善人和本分人,坏人分成恶人和不走正道的人。她遇到过不少善人。当她还是个小丫头时,村子里来过一个卖糖稀的老头。见她饥肠辘辘,舔着舌头的发馋样子,便拿细苇子棍在糖稀中一滚,送给了她。这是她第一次吃糖,棉签大小的糖稀,让她记了老头儿一辈子的恩德。还有救她出火海,帮她从良的民警同志;照顾她这么多年的街坊杨元珍,眼前正在医院伺候她的“服务队”闺女们……这些人和她不沾亲不带故,却受了人家那么多情,无法报答。
  宝柱妈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抖动,她嘴唇向里抽搐着,痛苦地喘着大气,死神在召唤她。她用灰败不堪的手紧紧抓住被单,像是害怕被煎熬的灵魂就这么去了。她,在等待她的儿子。
  老天爷把她放到这个人世上,就给了她这么一个亲人,虽不是她亲生的骨肉,却是她一点点拉扯大的心头肉。他是她的儿子,是狼、是虎,总是她的。
  守护她的一位公司服务队的女工,看她不行了,告诉她,已经派人去工地叫宝柱了。
  她等着……
  刚住院时,儿子在她身边守了三天,这三天是她一生的安慰,虽然转瞬即逝,她还是感谢儿子,就像小时候那支糖稀,苇子签儿虽小,却终生难忘。
  她等着,她要再见宝柱一面,她还有许多话要对他说。
  “快了……从工地骑车到医院,怎么也得半个钟头,现在正修二环线,道路太挤,车骑不快。”
  从她那圆睁的双眼,似乎看到了她的愿望,守护的人,不断给她输入希望。
  快了,快了,快了……陈宝柱刚把自己的突击队拉上去,就接到母亲病危的信。怎么办?他不能现在就溜了呀。
  妈,您再等等我,再等等……陈宝柱心里火烧火燎。
  他离开医院时,母亲拉着他的手,流着泪说:“宝柱,你去工地干活,妈高兴,妈高兴看你成人,妈只盼临咽气时,你守在我身边。”
  “妈……好好治病,您能好。”
  母亲颤巍巍从腰中掏出一个布包,她把它埋在墙洞里二十多年,住院时又让杨大娘给她缝在裤腰上。“这是两只金戒指,你留着。妈就这么两件值钱的,这么多年,甭管多苦,日子多难,想着自个儿还有两件宝贝,心里就踏实,觉着自个儿,还能给儿子留下娶媳妇的钱。拿着,别丢了,别花了,见着它就见着了妈,不到娶媳妇别用它。”
  他扑通一声给母亲跪下来,他伸不出那双手,怕捧不住母亲山一样重的疼爱。
  现在,母亲要去了。他无论如何也要见妈一面。
  可是,此刻,他却拔不出腿。
  今儿晚上的活儿,事关重大,关系着整个工程进程,关系着他陈宝柱的誓言,也关系着他们整个突击队———十一个哥们儿的荣辱成败。
  道路改造工程上马了,施工队承包了凤凰桥的施工任务。队里接着成立了一个个承包班组,班组人员由班组长自己挑。眼见一个个都被叫上了号,独陈宝柱没人要。
  陈宝柱气得青筋直暴,找到杨建华。
  “老队长给我穿小鞋,让我栽面儿。”陈宝柱倒不是不干活手就痒,是觉得难堪。
  “该明白了吧?别看平时大家不惹你,可谁心里都有杆秤。关键时候,你就可以看出大家并没把你放在眼里,这可怨不着老队长,是班组长们不要你,因为你不行。”
  “我不行?!”陈宝柱被杨建华的话激怒了,“拉出来,咱们比试比试!”
  “比试比试?”杨建华故意激他,“让你承包一个组,你敢不敢接?”
  “敢!干不过他们,我是孙子。”
  几天以后,由几个施工队甩下来的落后青年组成的“陈宝柱青年突击队”成立了。这是一支全部由解教人员、劳改释放青年组织起来的队伍,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
  公司为这支队伍制作了和其他正式青年突击队一样的队旗。杨建华亲手将这面旗子授给了陈宝柱。劳动创造了人类,他相信艰苦的施工劳动一定会把他们锻炼成真正的人。杨建华把陈宝柱突击队安排在凤凰桥这个重要的位置上,送陈宝柱八个字———自尊、自爱、自强、自信。
  陈宝柱第一次在人们面前挺直腰杆做人。
  班组长们看不起他,给了他一个震动,杨建华信任他,让他挑起一副担子,又给了他一个震动。他用这八个字向队里十一个被甩下、有污点的哥们儿做了开场白:“哥们儿,别人瞧不起咱们,这一次豁了老命,咱也得争争这口气,我就不信,咱们干不过他们!哥们儿,都卖把子力气,把红旗给我夺下来,让他们看看谁是孬种!”
  凤凰桥工程,将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新起点。
  火热的生活,紧张的施工,忘我的劳动唤起了陈宝柱突击队员的良知和胆识、勇气和力量。与其他班组相比,他们从不落后,上个月,还夺得了施工队的最高奖金。
  紧张的施工,把陈宝柱的心铸在了工地,浇铸在大桥的每一个墩台上。
  他觉得自己变了,变得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
  然而,老队长仍然不相信他。
  他要以今晚的行动使老队长,和那些过去曾经看不起他和他们的人相信,他们,陈宝柱突击队的十一个青年人也是建设大桥的主人。
  一个晚上,拆除全部帽梁模板,还要保证质量,这关键时刻,他一分一秒也不能离开。
  但是母亲!
  妈,您就再等等我吧!拆模板的活儿是我夸下海口揽下来的,干不完要误大事,误整个工程的工期!我不能让您闭眼前,再看我给您丢一次脸……
  转天清晨,老队长早早醒来,赶紧钻出工棚。他发现整座大桥上的四十多个帽梁的模板已经全部拆除干净。一根根预制大梁也已整齐地排列在桥墩下面。
  他妈的,陈宝柱这小子还真行。
  “陈宝柱!宝柱!”老队长大声喊着,他第一次产生了夸一夸陈宝柱的念头,他掏出内衣口袋里还从没拆过封的一盒好烟,准备奖陈宝柱一支过滤嘴香烟。这小子,关键时刻不含糊,助了他一臂之力。
  突击队一个队员疲乏地靠在吊车的履带上,像是在梦呓:“宝柱刚走,看他妈去了。”
  “他妈咋了?”
  “夜里死了。”
  死了?……
  老头儿的眼圈红了。他发狠似的吹响了早班的上工哨,尖厉的哨声在工地上空回旋,飘荡。
  腰部一阵剧烈疼痛,一阵阵搅得他心麻。他紧紧腰带,戴上安全帽,拿着指挥旗,走向指挥台。
  今天十根大梁全看他的了。

    二

  二十天过去了。道路改造工程传来第一个捷报,全市第一座立体交叉桥宣告完工。昨夜,施工队干了一个通宵,白天两个组油刷大桥护栏杆,其余班组和青年突击队清扫工地现场。节省下来的材料运往光明桥工地,废土废料垃圾也拉走处理掉。下午工程总指挥部对大桥最后一道工程桥面质量进行了验收,有关技术人员经过严格检验,评定油面整度完全达到一流水平。
  二十天,工地上没有人回过家,没有人每夜的睡眠超过六小时。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工程不停,机械不停,时间不断,空间占满,一环紧扣一环,挤出拼出了一天。
  公司经理杨建华是惟一一个离开过凤凰桥工地的人。他需要在五个工地巡回指挥、检查。其他四个工地速度并不比凤凰桥逊色,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高度责任感,在紧迫的任务面前,达到了忘我的程度。
  曹局长站在凤凰桥宽阔的桥面上,拍拍杨建华的肩膀:“好样儿的。”
  “工人们这些日子都干红了眼。”杨建华补充说。
  曹局长点点头:“是呀,咱们市政工人用自己的汗水,证明了他们是好样的。”他是从铁道兵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分配到市政工程局,有人劝他不要去,说那是个最乱最糟最吃力不讨好的单位。他还是来了,他看到了这三个“最”。他想整顿,谈何容易。现在,他把这支最乱最糟最让人瞧不起的队伍,拉上了这个舞台,导演出了一场有声有色有苦有乐有难有险的大剧,震撼人心的大剧。
  现在他首先自己被这个“剧”感动了。抗美援朝时,他是炸桥能手,也是建桥专家,在敌人的炮火底下,飞机轰炸声中,他用木头,石头,钢板甚至还有人的血肉之躯建成过无数座桥。战士们在战场上杀敌红了眼,在炮火中修桥架桥红了眼,那是在血中与敌人作战。而现在,没有炮火硝烟,没有飞机轰鸣、血泊牺牲,他的工人们仍然干红了眼。这是什么?民族之魂,中华民族的一股子精灵之气。有了这,何愁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念大学的儿子这一阵子老跟他念叨“民族的劣根性”,而且一一列举出例子论证给他看,他肚里装了桥梁学、工程学可没有那么多社会学、文化学,从没认真思考过儿子提出的问题,觉得儿子说得太片面,有时又觉得有点道理。而转业到这近十年,不知是不是儿子所说的那个“商埠文化”。他发现社会上机关里的的确确有那么一种令他厌恶的东西,扯皮、恭维、说漂亮话却不办事;淡漠、猜忌、牢骚满腹而又胸无大志,看别人冒尖就眼红妒忌,讽刺谩骂,背后做手脚……这使他厌恶反感然而他自己却无法摆脱,在全市这个大战役开始之前,他也不过是个庸庸碌碌想为而无为的闲官,而他手下的这些工人,也只会给马路来回打补丁,闲着没事就闹事,工程队里常常就像是一个泥泞的斗牛场。
  而现在,在这场空前的壮举中,那些平庸似乎都被大战役洗涤,他和他的工人们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如果儿子了解了这一切,他会说些什么?
  “好好干!”曹局长又一次拍拍身边这位年轻的经理,“下一个光明桥要更漂亮更利索,干出世界一流水平!”
  杨建华笑笑,点点头。
  局长一行人的汽车刚离开工地,老队长便找到杨建华。
  “建华,又来人总结你的事迹呢,这回可是市里来的人。你年纪轻,估摸着要把你调局里去呢。”
  下午,当总指挥部对桥进行验收的同时,市委的一个调查组也开进了凤凰桥工地。调查组直接找到老队长,要求他从清理工地现场的工人中抽出十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工人开座谈会。座谈会一开始,主持人就明确了会的主要议题,一是了解经理杨建华的情况,二是了解陈宝柱突击队及其本人情况。
  刚才,老队长已经把人召集齐了,回过头来找杨建华。
  “总结我的事迹?”
  “可不,点着名了解你的事迹呢。”老队长脸色不太好看,“你是经理,咱二公司又争气,算是你经理领导得好,光总结你的也就罢了,可还总结陈宝柱的。我觉得不合适,宝柱这小子在凤凰桥露了脸,娘死了都不回家,豁出命干,这不假,可谁又是孬种?你不能捧他过了头,这两天,《青年报》登报,团市委表扬,就行了,怎么市里也把他当人了?难道说过去老实巴交、肯干的小伙子,像那几个队的,都顶不上他这个根儿有黵儿的人?”
  杨建华望着老耿头,没有做声。
  他不偏袒陈宝柱,也没特意宣扬过陈宝柱突击队。有次公司团委书记找他,说《青年报》准备采访一下公司的几个青年突击队。他对团委书记说,希望在宣扬正面典型事迹的同时,也要注意把一些落后青年转变为先进青年的事例宣传出去,展现一下市政青年工人的整体风貌。后来,《青年报》记者怎样采访陈宝柱,团市委怎么表扬陈宝柱,他就一概不知了。他赞成这种宣传,这不仅对后进青年的转变增加了动力,而且可以帮助社会去正确对待有过污点的青年。但倘把陈宝柱作为市级先进典型,他又觉得过了分。有很多青年突击队比陈宝柱突击队事迹更为突出,不能因为这是支由后进青年组织的队伍,就把先进的标准降下来。后进青年的觉醒在于人们把他们看做平等的人,一旦降低标准,只能造成他们心理上新的不平等。不能这么干。
  “老队长,市里的人在哪儿?我去看看。”
  “别忙,师傅还有句话想跟你说。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还是要说。人不能图那虚名,踏踏实实干点实事就成。师傅就这么一辈子过来的,我啥也不图,就图靠自个儿的手,靠自个儿的这把子力气和技术,活个心里自在。你能当上经理就不低了。市政工程局万把号人,又有几个能当上经理?人要知足,心不能太高。经理还是干活的,你干得来,可要是到局里,你就干不来了。你没那么多心眼,师傅怕你将来吃亏。要想不吃亏,你就得变心眼,师傅又不愿意看着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老头儿不知怎地动了感情,一双手搓着一支烟卷,怎么搓也搓不上。
  “师傅,您想到哪儿去了。”杨建华掏出一支烟递给师傅,又替他点上火。
  “干点事,别让人家四处去宣扬。别人抬你,你得压着,人怕出名猪怕壮,小心费了力,反倒遭人嫉。”
  “您听到点什么了?”
  “没有,现在是没人说你个不字,我是经验,提个醒儿。”
  经验,这两个字,老队长是有着血的体验的。老耿头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连续的劳动模范,年轻时也着实红火过一阵,名字上过报,照片登在局光荣栏里,是个著名的“铁”队长,可十年动乱一开始,他就成了“假劳模”。他尝受了当尖子挨掐的滋味。
  杨建华转身朝开座谈会的工棚走去。
  他要找市里的人谈谈。并不是因为老队长的话使他动了心,而是他自己从来就不赞成宣传自己。公司工人集体的功绩不能加在他一个人身上,倘这样宣传,起到的作用将是负的,比摧毁他公司的全体机械还要麻烦。
  他在门口站住了,想先听一听座谈会的情况,听听工人们怎么评价他这个新经理,又怎么看待这支小有名气的陈宝柱突击队。
  屋里主持人陌生的声音在启发工人:“大家敞开谈,什么问题都可以反映。好的地方就别说了,我们全都掌握了。今天主要是想听听大家对杨经理的意见和工作中的问题。大家放心大胆地说,不要有顾虑,我们一定为反映问题的同志保密。就是传出去,杨经理若打击报复,你们立即向我们反映,市委一定严肃处理……”
  会场一片沉默。
  这是了解他的事迹?这是组织部为提拔干部而在听取群众的意见?
  杨建华悄悄离开了工棚。他们来干什么?他不能不产生一种怀疑,但是他觉得正在谈论着关于自己的话题时,他最好要回避。
  一辆汽车在他面前停下,会计从车上跳下来,气呼呼地朝杨建华跑来。
  “经理,公司财会科不让提奖金。”
  “为什么?”
  “没理由,他们说是严经理下的令。”
  杨建华火了,一个电话打给严克强。
  “奖金是我签字让领的,你为什么扣住?!”杨建华在电话中嚷。
  严克强却沉得住气,慢条斯理地说:“杨经理,别喊嘛,这是上面的精神,我是照章办事。”
  “什么上面精神?谁的上面精神?你给我批了,责任我顶着。”
  “不行呀。”严克强仍旧不紧不慢,“我是管财务的,出了问题只能是我的责任,我可不敢违抗上级领导。再说,这个精神是市委的,你顶得了吗?”
  严克强的语气中有抑制不住的得意。
  杨建华恼怒地把电话挂上,想想,又给局计划处拨了个电话。
  计划处长支支吾吾:“这事不好办呀,也可能你们的月奖金发得多了些?……反正市里专门发了个通知,要求暂时冻结二公司的奖金。”
  多了一点?凤凰桥施工队,在工程上整个给国家节约了六十万,而工人们提取的奖金才一万,六十分之一多吗?这一万是工人劳动换来的,抢时间抢出来的,精打细算省出来的。多劳就得多得,为什么不算算这一百多人的施工队,一个月干出几个月的活儿,一百多人顶上千人的劳动量?整个工程队只领取一万元奖金,这一万创造了六十万元的价值!
  他把电话打到了总指挥部。
  “正在施工又要紧张开始时,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工人们会怎么样想?咱们政策一旦制定,就不能老变!”
  “建华,你放心好了,政策一定兑现。”曹局长听后当即回答,“凤凰桥施工队这个月的奖金晚发两天没什么,你现在要集中精力考虑光明桥的施工方案。”
  “局长,咱们必须把话说清楚……”杨建华惟恐局长放下电话,扯开嗓门喊着。
  “说清楚什么!”局长厉声回答,“现在根本说不清楚!咱们现在要清楚的是道路改造的形势!为了不给全市生产带来更大影响,为了早一天解决交通堵塞拥挤的现象,市民们天天盼着环线早日全线通车。市政府要求我们四月底必须全线完工,你算一算时间,距今天只有一百十一天,你自己考虑考虑,有没有你说清楚的时间!”
  局长啪地挂上了电话。
  说清楚?!
  杨建华从云山雾海中钻了出来,这才明白,市里来的人根本不是总结什么事迹、经验,而是针对二公司,针对他杨建华来的调查组。
  他回过头,走到工棚门口,一脚踹开了工棚大门。
  屋里的人看见杨建华气势汹汹地出现在门口,都愣住了。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他。
  冷静,冷静!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市政工人,而是领导着一个公司的经理!
  “大家可以散会了。市里来通知了,请你们几位立即回原单位。”杨建华语气认真地说。
  工人们立即纷纷离开。
  “市里谁来的电话?”调查组的人问杨建华。
  杨建华关上工棚的门,转过头去,盯着发话的人:“我。”
  “你?!”那人一惊,随即质问,“你有什么权利假冒市里!”
  “你们有什么权利来这里?!”杨建华反问他。
  “我们是受市委的委托,是组织决定的。”
  “组织决定,这儿的任务是修立交桥!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开个座谈会。”
  “这儿只需要站着干,不需要坐着谈。这儿是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这儿是第一线,是战场,以后不许你们随便进入我二公司的工地。我们不需要你们!”
  “如果我没猜错,你的名字叫杨建华。”调查组主持人站起身来,“你这种态度是错上加错!”
  “一点不错,杨建华就是我。这儿我说了算。请你们立即回去!”
  “你不要心虚嘛,如果没有问题,怕什么?”
  “正因为我不怕,所以我才敢命令你们离开,叫你们从凤凰桥工地滚出去!”
  杨建华打开工棚大门,说:“请吧!”
  一行人灰溜溜地走出工棚,调查组长气急败坏地甩下一句话:“我们要向组织部汇报你的问题!”
  傍晚,凤凰桥工地从未有过的寂静,苦干了几十天的工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准备迎接下一个更艰巨的工程。在白炽耀眼的照明灯下,宽阔颀长的桥身静静地卧在那里,像个正在酣睡的睡美人。
  杨建华独自走上桥头,凝视着这座他和工人们用血汗筑成的艺术品。他为自己这支队伍而骄傲。
  他刚刚从待业大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时,市政工人是被市民歧视的。由一支考不上高等学府,又没有一个好爹娘的青年为主体的大军。世俗的偏见,市政工人自身的表现混杂在一起,使自己的地位在众多行业中沦为最低等。一半以上的适龄青年苦恼地找不到对象。矮人三分的屈辱感像阴云笼罩着市政工人的心。他们发泄自己情绪的办法是彻底毁坏自己的形象,头发留得像女人,脸不洗、鞋不擦,身上穿件破棉袄,扣不系,带不扎,麻绳一根勒当中,他们自嘲地编句顺口溜:“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市政的。”
  那时候,市民常常看到这种情景,上下班必经之路被刨个槽儿,刨出的土堆在边道上,汽车只好绕行,推自行车的和两条腿走的,挤在边道上翻山越岭、跳跃前进。施工工人根本不去铺设管道,或去整修路面,而是东倒西歪,仰着、卧着、坐着、趴着看行人的西洋景儿。他们打盹、聊天、打牌,一条一百米长的路面能耗一个月。路人看不惯,有那多嘴的质问一句,便会引起这些有火没处撒的工人群起而攻之,什么话难听甩什么。市政工人野,人们都说他们野,他们索性野起来个样儿给你瞧瞧。让干活?先给钱,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儿。没奖金?那就慢慢耗,耗到上头交不了差给了钱再干。头头搔头皮,现在工人的觉悟太低,眼里光有钱。
  钱?给多少钱能买来工人的自尊?
  如今,同样也是这支队伍,拉上来却创造出发达国家用先进机械也难以达到的高速度。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和支持。一条环线,神奇般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医治了社会与工人自我之间两方面的心理痼疾。文明施工,施工不扰民,沿线为民服务,市政工人的形象在市民眼中变得高大了。工人们也在社会价值的天平上发现了自己。在他们懂得了自尊的同时,有了自尊。在这条全市人民关注的环线上,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中,他们自豪地成了主角。杨建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的队伍充满信心。
  凤凰大桥竣工了,等待他的却是诬陷和打击。
  一定是有人捣鬼!
  不干了,何必自找苦吃!杨建华越想越觉得撒手不干是最好的选择,谁眼红这个“经理”的差事谁来干,谁他妈的觉得奖金发多了谁来干干试试!他回他的施工队,还当他的副队长。
  “杨建华。”一个清脆熟悉的声音,是肖玲。
  “这么晚了,你跑到这里干什么?”杨建华望着大桥,并不转身。
  肖玲把手中的大衣披在建华身上:“我在局里听说了,赶来陪陪你。”
  “听说什么?”
  “听说你把市委派来的调查组臭骂了一顿。调查组跑到总指挥部,让曹局长立即停你的职。”
  “停职吧,我正不想干呢!”杨建华气顶脑门。
  “曹局长两眼一瞪:停了他的职,你们哪一个能指挥?他把那些人噎了一顿。”
  一股暖流冲击着满心的委屈。她冒着风寒赶来,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些,他感激地望着肖玲。
  在凤凰桥施工的日子里,肖玲经常活跃在工地,为工地写报道,施工队高昂的士气,有她一份功劳。她每次来,都像过去一样,和工人一起说说笑笑,忙东跑西。她的汗水和笑声融进了这座大桥。杨建华和她没有再谈什么,他想避开老队长那天提出的话题,躲开肖玲那天真、坦白,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和那目光中的期待。然而他不能。他越来越喜欢这个活泼而又带有几分幼稚的姑娘,她已占据了他心底那块空白。即使在最紧张最忙碌最喘不上气来的施工紧张时刻,他一看到她娇小、轻捷的身影,心里就会莫名地愉快和兴奋。
  他想,她对他的爱慕不过是种浪漫的想象。当他把自己家庭和经历中的一切全告诉她后;当她冷静,现实地考虑到今后的生活;当她与他的结合面临社会世俗的偏见和冷遇时;她该怎样选择和对待自己的选择?
  工程太紧张,他顾不上跟她谈。等大桥竣工后,挑一个明月皎洁的夜晚,他要跟她谈。
  现在,这个夜到来了。却在他如此心境之下来临。
  “肖玲,你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听说,有人向市委书记告了你一状。高伯年批示,要认真调查,并立即停止二公司的奖金。”
  “是谁告的状?告什么?”
  “不知道。市委送来的那份文件,当场就被曹局长撕了,你不知道,曹局长的火气比你还大。”
  “火气?……”杨建华冷笑一声,“凤凰桥工地的工人连轴日夜苦战,却拿不到应得的报酬。我这个经理对得起我们工人们吗?我怎么向大伙交代?整天喊改革,叫改革,工程承包时都呼万岁,上面要建设,要质量,要省材料,工人都做到了,为什么偏偏落实工人们经济所得这一项时,眼就红了,就没人为工人说句话?高伯年下令停发奖金,那么就请他下来干干试试,他坐在洋楼里能知道工地沙土中的工人是怎么干的?我杨建华不干这种失信于民的事,曹局长光发火有屁用,他该顶住,奖金照发。”
  “你不能怨曹局长,他不赞同市委的做法。”
  “不赞同?不赞同也得执行对吧?不执行就要丢乌纱帽,为了保乌纱帽就得昧良心,就牺牲工人的利益。”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兑现,我就不干了,不用他撤职,我辞职。”
  “你错了……”肖玲突然打断杨建华的话,“我一直很佩服你,没想到你的骨头这么脆。不干了,算什么英雄?把位子让出来,就算你有能耐,你不是说过‘一定’要把全市最大的光明桥拿下来吗?”
  她用语气强调“一定”二字的分量,话罢,用一双美丽的眼睛逼视对方,但很快肖玲又害怕了,她怕杨建华生气。
  她第一次敢于教训她心目中的偶像。
  她是独生女,母亲五年前去世了,父亲是医院的药剂师,非常宠爱自己的女儿。女儿太像她的母亲,因此父亲的疼爱中更多的又是放纵。肖玲从小自由自在长大,性格单纯,又有几分泼辣。她和父亲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女不如说是朋友、忘年交的朋友。
  她由衷地钦佩杨建华,甚至是崇拜他。她从小一帆风顺,羡慕杨建华那代人的坎坷,她天真纯洁,最欣赏杨建华的成熟深沉。一举一动,有一种男子汉的特有风度,她的那些同龄男同学在杨建华面前,不过都是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自从杨建华在她心中站定,她的性格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去掉了几分“假小子气”,增添了几分羞赧;少了几分爽快,多了几分含蓄。少女的心理随着生理的成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这种微妙的变化,没能躲避过父亲的观察。她告诉了父亲。没想到父亲勃然大怒,差点让她认不出自己的父亲。
  “我不同意!”父亲脸色铁青,“他要学历没学历,要工作在建筑队,而且是个大你十岁的二婚头!”
  “二婚头,那怎么了?你不就是比季姨大十岁的二婚头吗?您不同意我,我就不同意您。”肖玲早料到父亲会反对,但她手中掌握着回击的王牌。
  半年前,父亲经人介绍与一个“老姑娘”恋爱了,两人年龄恰恰相差十岁。父亲同女儿商量,女儿深明大义,为了父亲的幸福,她开了绿灯,可如今,父亲却给她开了红灯。
  女儿的话使父亲卡了壳儿。
  但他态度仍很强硬。他的情况与女儿不同。小季三十八岁,上山下乡八年,待业一年,上大学四年,好好的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让命运耽误了“个人问题”,这个年龄不找“二婚头”,就得当一辈子尼姑。况且,自己是本科毕业生,药剂师,除了年龄大一些,哪个条件也不亏待小季。可女儿是才二十四岁的大学毕业生,总不致找一个大十几岁的市政工人吧,什么副队长,根本就不能算国家干部,没有学历,却有个八岁的儿子。
  肖玲不管父亲的反对,依然我行我素,谁也无法抹去杨建华在她心中的位置,终于引发了父女间的又一次交锋。
  “小玲,你最近整天泡在工地,怎么回事?是不是又去找那个杨建华了?早告诉你,不许找他,一个建筑工人,有什么出息?”
  “什么出息?人家现在当经理了。”
  “经理,工人提拔上来的,还不是一样一身野气!”
  “我喜欢他。”
  “不行!”父亲说不服女儿,只好说出实话,“你季姨今年三十八岁,你却给我找了个三十六岁的女婿,这怎么行?别人会怎么看?”
  “这怎么不行?您找您的老伴,我找我的男朋友,他们之间没必要做横向比较,自己幸福就成,管别人怎么看!”
  肖玲的话再次使父亲哑口无言。
  父亲不再说话就是默许了,可肖玲还不知道究竟杨建华对她是什么心思。她早已向他暗示了心迹,然而他却若即若离,她觉得他看自己的目光是亲切的,友爱的,深邃的,就是缺少那么一点炽热,她渴望的那种情人的火辣辣的目光。或许他那个年龄的男人已经没有了这种炽热,还是他从来就只把她当个小妹妹看待?
  肖玲忐忑不安。有机会,她一定要和他谈个明白。
  现在,机会来了。说不清为什么,她不愿在建华得意的时候向他表露爱情,只有在这时候,她的爱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爱给人的是温暖和力量。
  杨建华感到惊讶,没想到他心目中天真单纯的肖玲竟能说出这么一番有用的话。
  他深深地回望着肖玲:一定!是一定。
  “谢谢你。”他说,“我杨建华绝不能让人整倒。谢谢你给我打气。”
  肖玲的目光发烫了:“建华……我愿意做一个打气筒,天天跟着你。”
  炽热的目光,勇敢的表白,这女孩子总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使他心动。
  “陪我到大桥中间去看看好吗?”她的声音有点羞怯。
  杨建华没有答话,默默挽住她的臂,向大桥中段走去。冬夜的寒风撕扯着他们的衣服,风里还夹杂着碎雪,刮打着面颊,火辣辣地刺痛,肖玲却全不在意,她紧紧依偎着杨建华高大的身躯,把头靠在他宽厚的肩臂上,依着新漆好的大桥栏杆站住。穿过工地木板围墙,四周五颜六色的万家灯光在夜幕中闪烁,不远处变幻的霓虹灯广告牌走马灯似的映出一幅幅色彩绚丽的画面。夜真美。
  “我这个人命不好。”建华终于开了口,目光聚集在大桥下停放的大吊车,“谁跟我生活都可能受一辈子苦。我原来的爱人就在婚后失望了,选择了一条最理智的路 ———和我离婚。起先,我恨她,但细想想,她是对的。家庭就像一个链子,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命运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允许其中一方在生活上追求更大幸福。许多人结了婚,才发现婚后的生活远不像婚前热恋时想象的那般幸福、浪漫。婚后没有了花前月下,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生活会由兴奋变得漠然,吸引变成重复单调,这才意识到婚前的感情并非真正的爱情。当他们想走出去的时候,就会觉察到婚姻这根锁链,限制了行动的自由。我的家庭条件很差,小蒙蒙已经懂事了,你面对的,是要有足够勇气来迎接的生活。我曾为一个人打开过锁,我不知该不该把链子又套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
  “我要这链子。”肖玲紧紧抓住建华的胳膊,“因为链子那一头是你。你要走得太快,把我甩下来的时候,我就紧拽住它,叫你等等我。当你落在我后面的时候,我就拉一拉,叫你快一点。就用链子把咱们俩锁住,谁也别想跑。”
  杨建华忍不住笑了:“你把生活看得太简单了。”
  一阵寒风扑来,肖玲下意识地缩缩脖子,打了个冷颤,杨建华敞开大衣,把肖玲娇小的身子裹进自己怀里。
  风呼呼吼着,她靠在他温暖的怀里,什么也听不到,只听他胸前那片暖地里,一颗心怦怦地跳动。她觉得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爱的冲动在燃烧。她沉醉在他身上那种陌生的男人气息中,恨不得把自己化在那股烟草和汗味混合的气息中。
  她有些痉挛地搂紧了他。
  她的发丝撩拨着他的面颊,一阵发香使他勃然心动。五年了,从柳若菲走后,他从未接触过女性。可此时此刻此景,这风这雪这怀中的女孩子,一切又都那么似曾相识,像在草原那些寒冷的夜晚,只不过当初那个女孩子心里结满了冰,而这一个则心里燃烧着火。
  她仰脸望着他,她的脸离他是这样的近,嘴唇向上张开着,软软的潮湿的,像在等待和渴求什么。
  他低下头,迎过去。
  一阵熟悉而陌生的藕香直冲他的口腔,这香气竟跟她的,柳若菲口中的香气一样。
  他猛然停止了自己的动作。
  一阵刺痛。
  猛然间,这个熟悉的动作使他想起柳若菲。她现在干什么?也有一个男人陪伴着她吗?
  这五年,他竭力不去想她,然而,在心底深处,却始终嵌着一个抹不掉的影子。
  他慢慢转过头去。
  不远处,桥头上,有一个人缓缓向他们走过来。
  今天一收工,陈宝柱便离开了工地,他骑车跑了四十里路,从郊区火化场取来了母亲的骨灰。
  大桥上梁的那天凌晨四点。大夫惊奇地发现宝柱妈的脉搏已经没有了,但她仍睁着眼睛支撑着等待着,呼吸完全停止了,依然恋恋地不肯闭上眼睛,她要最后再看看儿子。两个小时后,宝柱赶来了,他扑在母亲身上痛哭,妈已听不见儿子的声音,她的身体已经变凉变僵,可她仿佛又听到了,双目竟渐渐合上了。
  这是他第二次面对亲人的死去。他爹被处决时,他只是觉着栽面,并没怎么当回事,一门心思在他那群哥们儿中鬼混,只是对再也不能跟爹一块坐吉普车兜风多少有点遗憾。那个专横跋扈的爹除了教会他抽烟,喝酒,没给他留下什么值得追忆的东西。母亲的死却使他悲痛万分。在这世上,妈就只宝柱这一个亲人,而他,也只有妈最疼他。他知道自己不是妈的骨血,为此,他恨过她,也恨过那对把自己遗弃了的亲生父母。然而当他一点点从那个混沌的世界中拔出腿来时,他却越来越珍惜妈对他的疼爱。尤其,这几个月,当他遭白眼落聘时;当他挑起大旗在建华的激励下成立起“陈宝柱突击队”时;母亲平时那些絮絮叨叨的、听不入耳的话却常常在耳边响起,他后悔自己平时骄横,后悔不听母亲的话,才落到这个地步。这种悔恨心情甚至在监狱里他也不曾有过。关在大墙里面的他,是沦落到底而不知耻的他;在工地上的他,是视无能落后为羞的他。这两个他之间,是一个多么遥远的距离。
  为了争这口气,他和十几个哥们儿,付出了自己大量的汗水和力气,也得到了他从来没得到过的东西。当他在寒风和酷暑之中和哥们儿一起上完最后一车混凝土收工回棚的路上,当他听到那些原先不屑于理睬他们的人夸奖他们时,当他代表大伙领取到全施工队的最高月奖金,他的心里就会涌起一种复杂的感情。活了二十多年,他从来没有这样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也从没有像如今这样把荣辱看得那么至关重要。他渴望着将来把立功受奖的奖状拿回去给母亲看一看,也想推着母亲到他亲手修建的桥上走一走,他想让妈知道:她的宝柱出息了。
  然而,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陈宝柱轻轻地把布包放在地上,打开。
  里面端端正正地放着母亲的骨灰盒,一个雕刻精细,做工考究的檀木骨灰盒。这本是专门供给高级人士使用的,不卖给一般市民。陈宝柱火了,人他妈的死了,还分什么高级低级!他掏出这几个月积蓄的全部奖金和工资,放在柜台上:“我就要买这个高级的!我娘她受了一辈子罪,死了,我这当儿子的怎么也得让她住得好点。”经理为难了:“这上面有规定的,得有证明。”
  “什么证明?我没有!我妈就我一个当架桥工的儿子,咱们是平民百姓。”陈宝柱气得牙咬得发响,语气尽量平缓,但还露出了火气。
  “经理,您就照顾一下我们队长,他为了修环线,亲娘去世都没见上一面……”同去的队友帮宝柱求情。“噢。”
  经理望着宝柱,沉思片刻。亲自给他挑选了一个最讲究的盒子。
  此刻,陈宝柱双手捧着骨灰盒,缓缓地走向立交桥的栏杆,喃喃自语:
  “妈,您瞧瞧吧,这就是我修的立体交叉桥……”
  他把盒子放在栏杆上,两手抚摸着盒盖,如同抚摸着母亲瘦削的肩头。寒风吹乱了头发,拍打着他的脸,他丝毫不觉得冷,他陪着母亲观赏着这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凝聚着他的心血和再生的大桥。
  小时候,父亲最爱去戏园子看大戏,每次都带着他,甩给他个布袋,让他在西瓜摊前拾人家嘴里吐出的西瓜子,父亲则大摇大摆地进去看戏,他在戏院门口的瓜摊前捡瓜子。等戏散了,他把捡到的半布袋瓜子交给父亲。父亲把他架在脖子上,拎着布袋子哼着戏,把他驮回家。母亲把这瓜子洗净,配上作料炒熟,然后卖给家福爹,家福爹再推车去卖。六岁的宝柱,开始为家里挣钱。那次,戏散了,人走尽了,宝柱没有见到父亲,他哪里知道,父亲在看戏时和人动了手,被揪到了派出所里去了。老子光顾上去搅理,早忘了在戏院门口等着的儿子。夜深了,人稀了,宝柱哭着顺马路往家跑,他不记得路,只顾向来的方向跑。在一座大桥头,碰到了寻找他的母亲。母亲一把把他抱在怀里,他不停地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吓坏了。母亲抚摸着他的肩,抱着他,把他放在桥的木栏杆上,逗他看月亮照在水里的倒影,看桥边那昏黄灯光中飞来飞去的虫。直到他慢慢地不再害怕,恢复了平静,才背他回了家。从此,小桥,水中的月亮,灯光里的飞虫,像一个朦胧而又清晰的梦,和母亲的爱融合在一起,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妈,您认不出来了吧?那儿就是那座木桥,那条污水河填平了,变成了自行车道。”
  他对母亲说,他觉得母亲的亡灵什么都能看到。
  “妈,那天,我没赶上送您,就是为这座桥。这桥比那木桥排场多了吧?我知道您盼的是我长出息,像建华那样做人。我这阵子听您的话了。您看那边插的旗子了吗?那是我的旗子,我就是那青年突击队的队长。您盼我出息,盼了一辈子。现在,儿子出息了,您就细细瞧瞧吧……”
  泪水从陈宝柱的眼中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