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吴宾一甩大拇哥:“闸门全在我们身上呢,这是新技术,您先学两天儿,啊。”
  气得吴国栋使劲儿一跺脚,脚下“吱溜”一滑,摔了个仰八叉。
  他大叫一声:“反了你们啦!”便从梦中醒了过来。
  这梦,怎么跟人说呢吴国栋烦心地叹了一口气,眼睛落在窗户下面,那张漆着白漆的小椅子上。上午杨小东来看望他的时候,在这张椅子上坐过。
  杨小东现在是车间主任了。升得倒快。哪点像啊!坐还没个坐样呢,两条腿一劈,跨在椅子上,把椅背儿往墙上一靠,椅子的两条前腿就抬了起来。
  吴国栋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儿盯着椅子,直担心椅子的两条后腿“咔嚓”一声给掰下来。后来他实在憋不住了:“小东,你坐坐好,这么坐椅子可容易坏。”
  杨小东倒是挺接受意见,二话没说,把椅子拧了个个儿,椅背朝前,两条腿一分,骑在椅子上了。唉,那是椅子,可不是驴。吴国栋忿忿地想,还车间主任哪。
  他当车问主任,思想工作谁做呢陈咏明竟然说:“让杨小东先做着。”
  一个非党群众!做别人的思想工作,还指不定要谁做他的工作呢。
  “厂子里最近有些什么事儿”
  吴国栋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并不是刘玉英,也不是孩子。
  家里的事,样样不用他操心,那是女人的事情,何况刘玉英还是个贤妻良母。孩子们没病没灾,吃得饱,穿得暖也就行了。
  他想得最多的是他的车间,那么些人,各有各的脾性,那么些事,哪样照应不到都不行。
  “‘十一’厂子里开了个舞会。”杨小东好像专拣让吴国栋受刺激的事情说。
  “舞会谁组织的”吴国栋的头,立刻从枕头上抬了起来。
  “团委。”杨小东用大拇指来回地扒拉着自己的下巴,用眼睛斜睨着吴国栋,那眼睛里分明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大惊小怪的干吗。”
  “厂党委同意了吗”吴国栋打心眼里不能接受。
  “陈厂长亲自提议的。”
  杨小东像是得了尚方宝剑。
  这还了得,看着他们还不够热闹哇蛤蟆镜、喇叭裤、录音机,再加上跳舞,全啦!唉,越来越乱乎了。吴国栋不信,难道厂里上上下下就没一个人反对“群众里头有什么反映”
  “什么反映热闹极了,连厂长还跳了呢。那些技术员什么的,跳得真叫棒,不像我们,一蹦一蹿的。人家那个,斯斯文文,真像那么回事儿。特别是厂长跟他爱人,快三步转得满场飞。厂长还说啦,打扮打扮,愿意洒香水的洒点香水,小伙子请姑娘跳舞得先给人家行个礼,说声‘请’。还跟我们说,这可是个搞对象的好机会,看准了就追。我看也是这么回事,总比让人当间儿介绍来得自在。”
  说到舞会,杨小东显然很得意,两道又粗又浓的眉毛竟还一上一下地跳了几下。
  病房里的人全听得出了神,有嘻嘻笑的,有咂吧嘴的。
  那个在大学里教书的病人说:“跳舞其实是一种文明的社交活动,不知为什么有人把它看成是滋生流氓的酵母。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小流氓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愚昧,因为缺乏能够陶冶他们心灵的高度精神文明……”
  他的话不能算数,知识分子自然赞赏这种资产阶级情调。就看他平时打开收音机,净挑些什么东西听吧,又是什么“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逝……”再不就是一个女人,为了参加舞会,借了人家的首饰,就像陈咏明说的,打扮打扮。好,丢了,赔吧,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才还清了债。为了什么跳舞!祸害不祸害修理雨伞的小伙子说:“是的,是这么回事儿。”
  没有他不愿意凑的热闹。
  那位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说了:“什么精神文明,我不信那个邪,可我信这个:人三天不吃肉就得难受。”他笑了,浑身的肉直颤,连铁架子的病床也一块跟着颤,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吴国栋想,指不定他每天买到多少内部的“处理”肉,价钱又便宜、部位又好。别是医生诊断错了,他得的怎么不是脂肪肝还有一个小老头,不知在哪个机关里当文书,他又不是近视眼,可是别管看报纸,还是看护士拿给他的药,总是把眼睛贴得很近很近,倒不像拿眼睛看,而是拿鼻子嗅。就连听别人讲话,你也会觉得他不是拿耳朵听,而是拿鼻子嗅。他吸着鼻子说:“你们这位厂长,真敢干哪。没看报纸吗今年和去年可不大一样,有好几次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批评了舞会。听说有的单位开舞会,也是偷偷摸摸地干了。没看出来吗快有一股什么风刮来了。”
  小老头说得对是对,就是有那么点见风使舵的味儿。
  这种人,只要报纸上一提倡,他昨天还是跳着脚儿骂,今儿个就会举双手赞成。瞧他那样就像个旧社会的留用人员,油了去啦。
  吴国栋真为陈咏明忧心起来。像他这么干,什么事都不管不顾,指不定就在哪件不起眼的小事上栽跟头,那就可惜透了。说到底,陈咏明是个扑下心来干工作的人,有让吴国栋心服的地方。不能因为他干了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就把他的好处也一笔抹了。
  “车间里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只是把开铣床的小魏和小秦两个人倒开了,让他们各自找了自己满意的倒班对象,重新组了小组。”
  “为什么他俩技术水平差不多嘛!倒一台床子有什么不行”一听让小魏和小秦自由组合倒班对象,吴国栋又起急了。
  “您在的时候,他们就干不到一块嘛,小魏说小秦干得差,小秦说小魏不出活,一直别别扭扭的嘛。这回让他们自愿组合倒班对象以后,心情挺舒畅,干得都挺好。”杨小东看出吴国栋又不满意了,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有满意的时候。杨小东对吴国栋甚至产生了一种怜悯:这种人难怪要得肝炎,挺好的日子,过得多么别扭.多么不痛快啊。自己不痛快倒也罢了,还让别人跟着他一块别别扭扭的不痛快,这是何苦呢。
  没错儿,杨小东这一套理论,准是从陈咏明“自由组阁”那儿贩来的。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一下就从床上蹦下来,对杨小东说:“是这么回事,有的人在这个单位不行,换一个单位,怎么就行了呢树挪死,人挪活嘛。当领导的别净埋怨群众不好领导,倒要想想为什么自己没有能耐把大家的劲儿都鼓起来。这是一门学问,一门活的学问,跟万花筒一样,变化无穷。中国老百姓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苛刻,差一点就差一点,就好像去百货大楼买衣服,就那么几个号,长一点、短一点,差不离就得,好将就。人的思想,人的心,这玩意儿可是伤害不得。人世间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心,那地方是生出希望、信仰、理想、道德……总之是一切好东西、好思想的母亲,可不能漫不经心地对待它。没有谁的心,一生下来就是冷透了的,恶狠狠的,只有不公平的待遇才会把它磨得坑坑洼洼。照我看,能珍惜群众的心,这是当好领导的一大窍门,有什么难”
  有他什么事儿卖肉的师傅不买这个账:“嘿——你倒当个车间主任看看。”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挺认真:“你当我不会当是怎么的”
  吴国栋白了他一眼,又一想,是啊,早晚会是这些人接班,不管老一辈愿意不愿意把班交给他们。谁又能活过他们呢自由组合这股风越闹越大了,都闹到他的班组里来了。要是十亿人口,谁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谁想上哪就上哪,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可怎么办着急也没办法,现在车间里是杨小东的天下。只要他病一好,再回到车间去,不当车间主任便罢,只要再当车间主任,一切还得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现在他只好见怪不怪地说:“你说好,就算好。
  你想过没有,要是大家都到美国去自由组合怎么办“
  “你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绝要是人人在这儿活得都挺顺心,谁往美国跑什么”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噗哧”一声笑了。“要是您能办到,您非得把每个人的肉体、思想,全锁进一个铁皮保险柜里不可。”
  当文书的小老头,带着饱经沧桑的感慨说:“小伙子,你还是没吃过苦头哟。要是吃过苦头,你就知道铁皮保险柜的好处喽——”
  吴国栋的脑袋里嗡嗡起来。杨小东走后,吃过午饭,他很快地睡着了,然后便做了那些个乱七八糟的梦。全是杨小东惹的。他来干什么添乱!打完电话郁丽文还在想,不知道自己是给刘玉英添了麻烦,还是替她办了一件该办的事。上午查房的时候,听吴国栋说胃口不好,吃得很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给刘玉英打了一个电话,请她再来探视的时候,带点吴国栋平时爱吃的小菜。
  电话里,她对刘玉英说:“我问老吴想吃些什么,他又不肯说。
  我倒是可以烧两样菜给他,可我又想,就是一样的菜,你做的和我做的,他吃起来却大不一样。“
  郁丽文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打哈哈的人,她说的是实心实意的话,人在生病的时候,尤其需要自己亲人的体贴和关怀。
  刘玉英谢了又谢,说难为她想得那么周到,晚上她就会送来。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喂,你找谁呀”
  “你是丽文吧,晚上等我来接你。”陈咏明在电话里大声嚷嚷着。他大概用的是个公用电话,里面乱七八糟,什么声音都有。
  “接我”郁丽文奇怪了。自从结婚以后,他再没有过这样的闲情逸致,今天他是怎么了“你现在在哪儿”
  “在城里。”
  “干什么来了”郁丽文有点怨他,昨天晚上加了一个通宵的班,也不好好休息,有什么事不能等到过两天再办呢。
  “没办法,没办法的事。回头再详细告诉你,现在不好说。下了班等我,好吧”
  没有什么好吧不好吧,他从来就是指挥一切的。在他那一个人说了,就算的果断里,并没有对妻子的不尊重或大男人的浑不讲理。有的,只是对他们的相爱、对一个人的意愿便是两个人的意愿的自信。
  下班以后,郁丽文匆匆忙忙地把几本医学杂志塞进手提包,又对着门上的玻璃瞧了瞧自己的影子,掠了掠散乱的头发,急急地披上风衣,边往袖子里伸胳膊,边往楼下跑去。她在心里笑自己,怎么,又像当年去赴他的约会。这么多年了,他们好像仍然没有爱够。
  没有,楼下并没有陈咏明平时开的那辆绿色212吉普在等着她。她拣了一张对着医院大门的长椅坐下,想着,不一会儿就会看见丈夫那张坚毅的、永远也看不够的脸。
  清洁工在院子里扫荡着这个工作日里最后的痕迹。
  郁丽文爱她的医院。
  米黄色的大楼已经陈旧,楼角和楼顶的四周,被夹着灰尘的雨水,溶化的雪水,浸渍出灰黑色的色带。远远看去,像一个浅色的、装得太满的盆子,深色的液体正不断地流溢出来。
  然而,这栋楼似乎就是她的家。她的老家。她在这里长大,学会走路,在这里遇见陈咏明,在这里生下两个儿子。
  这医院有点像一个荒僻的小车站。别说是特别快车,就是普通快车也不会停站。上上下下的乘客,绝没有披浅色毛料夹大衣,坐小汽车,身后跟着个秘书的大人物。也没有穿着三接头皮鞋,拎着颜色漂亮、底上有滑行轱辘旅行箱的时髦人物。有的,只是些平头老百姓。挑着箩筐,背着背篓,穿着缅裆裤,腰里缠着家织家染的蓝布巾,吸着种在自家房前屋后、呛得人嗓子眼里发辣的烟叶子。这小站上,也许只有一个站长,一个售票员,检票员也许就是他自己兼着的。一个调度员,也许还得扳道岔。一个号志员……
  可是他们全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忠于职守,并不觉得直到现在还用手扳道岔有什么寒伧……
  社会,目前还是由这样一个多数组成的。
  她便是这多数里的一个。她没有什么更大的才能,医学史上绝不会记载她的名字,学术交流会也不会请她去作报告。然而,她在数脉搏的时候,会实打实地数上足够的一分钟,绝不会数三十秒乘以二;不会在听诊时和别人聊天;不会在值夜班的时候睡大觉;不会用病人听不懂的术语去打发、搪塞被疾病折磨得绝望的病人……医生的岗位不在医学史上,而是在救死扶伤的责任感上。
  到了现在,郁丽文还保留着当女学生时的习惯,每当一天过去,她会反省自己,这一天过得好吗有没有什么差池现在,在这美妙的黄昏里,一面等待着丈夫,一面体昧着一个紧张工作日后的劳顿。自有一番怡然自得的乐趣。
  七点一刻。陈咏明怎么还没来呢郁丽文开始不安起来。陈咏明是个守时的人,几乎可以用“精确”两个字来形容他对时间的概念。在厂里开生产会、调度会或办公办时,他要求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十分钟。他说:“卡死时问有好处,这会锻炼出讲话简明扼要的优点,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消耗在讲废话的马拉松会议上。
  十分钟还少如果有十个人开会,这就是一个小时零四十分,然后还要留出时间形成决议。“因此,一开会他就把手表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谁发言超过十分钟,他立刻打断,再也不要听。一开始有些人很不习惯,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说完,会后陈咏明又另有新的工作安排,怎么办只有等待下一次生产会,或调度会,或办公会,党委会。那就会影响工作、生产,会吃批评。这迫使讲话不得要领的人,不得不迅速地提高发言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