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西行记

 千口唾沫淹死人。
  一一民谚

  一

  李麦五月下旬离开洛阳到西安去。这时郊外田野里的麦梢已经黄了。由于春天雨水充足,这是近年来长得最好的一季麦子。沉甸甸的麦穗在微风中笨拙地摇曳着。它好像一个孕妇,带点羞涩地向人们炫耀着它的果实。
  今年的麦熟季节,气氛是阴沉的。这些麦子不是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而是笼罩在硝烟弥漫的火药味中。人们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这些鸟被隆隆的大炮声吓跑了。洛阳古城的城墙全被拆掉了。就在这些古老城墙的原址上,挖了一条巨大的战壕,这条战壕足有二十米深,十五米宽。立崖陡壁,深沟高垒。在战壕里罗列着鹿岩和碉堡,四道城门前装了类似古代战争用的大吊桥。
  洛阳的城防部队是十五军。驻守城外的是十三军和十四军。这些部队都是“中原王”汤恩伯的部队。汤恩伯在中原整整驻扎了五六年。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开创了有史以来纪律最坏的记录。当时曾经有这样的谚语:“能叫日本鬼子烧火,不叫十三军驻扎。”“宁挨三颗炮弹,不管十三军一顿饭。”他们还哀叹着:“打下粮食是国民党的,生下孩子是老蒋的。”但即便这样,农民还是把打下的粮食交给他们,扛着锨、扛着镢头给他们拆城墙、挖战壕,为的是他们能够抵抗一下日本鬼子。
  当日寇发动了“中原战役”,准备攻占洛阳、打通平汉线,并向潼关西安进犯时,汤恩伯的大字赫赫的告示贴出来了。前边写着“誓与洛阳共存亡”的豪言壮语,下边用了十几个“杀”字!
  什么“造谣惑众者杀”,“通敌资敌者杀”,“破坏戒严者杀”,“扰乱市场者杀”……这一连串杀气腾腾的告示,给老百姓的脸上布了一层恐惧的阴云。他们好像看到了杀人的大刀影子。不过他们期望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洛河以南的村庄,从城里边已经看见城南冒起的浓烟和大火。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向洛河岸上的国民党军队阵地俯冲着、扫射着。北邙山上的制高点“上清宫”已被敌人占领,隆隆的炮弹向战壕里飞落着,整个洛阳城郊变成了一片火海。
  李麦随着一批被疏散的难民,离开了这个城市。向潼关方面开的火车上已经停开了。汽车都被国民党军队扣起来运送家属。难民们照例是推着小车、挎着篮子被赶到城西通向新安、渑池一带的大路上。
  在前几天,李麦在北关曾经问过一个十三军的士兵。当时他们三个当兵的在推磨。
  “你们是守洛阳的军队?”
  “不!我们是打日本人的军队。十五军在城里。”
  “你打过仗没有?”
  “打过。”那个当兵的骄傲地说。
  “打仗怎么样?”
  “不像吃合盛斋的点心!……”
  就在推磨的时候,他们偷了些面粉叫李麦给他们烙了几张饼吃。因为他们每顿饭只能分一个小黑馒头。
  洛阳城里的人,还是有恃无恐的。他们听说洛阳四周,第一战区和汤恩伯的第五战区共有四十万军队。洛阳城外有一条四十公里长的战壕,单是这一条战壕就有上千个碉堡和几百门大炮。报上说:这条战壕是中国的“马其诺防线”,因此洛阳是“固若金汤”的。
  可是,这次战役还没有打三天,“马其诺防线”里的军队全都溃散跑光了。粮食、辎重、车辆沿路扔得到处都是。老百姓啃着冷窝窝头开挖的这条战壕,本来说是阻挡日本鬼子坦克车的。
  可是守军连敌人坦克车的影子都没看到,就跑到新安县一带的山沟里了。老百姓没有看到敌人的坦克栽进战壕的戏剧性场面,他们看到的却是,一门门大炮孤零零地蹲在战壕里,瞪着它的一只独眼,好像在对天叹气。
  李麦随着城里的难民们,跑到城西三十里的千秋镇时,又遇到从洛河南岸逃过来的一群农民。他们的村子被日本鬼子烧了。有些妇女上吊自尽了。他们逃出来时,还牵着他们的牛和驴子,他们没有来得及带上锅碗和干粮,肚子实在饿了,只好采着地里的青麦穗往嘴里填,一把放在自己的嘴里,一把喂在自己的牛嘴里。
  就在这时候,一队国民党的溃兵,从西边向东折回来。他们截住了这群难民,开始抓他们的牲口,农民为了保住牲口,死死抓住绳子不放,任他们脚踢拳打。后来来了个军官,他向农民讲明是要回去拉他们丢在战壕里的大炮。因为他们“撤退”得太快了,没有顾得上把大炮带上。现在发现日本鬼子还远着哩,所以要借农民的牛、驴把大炮拉回来。
  农民们默默无语地牵着牲口跟着他们去了,因为既然养活了他们六七年,撤退时总得让他们把大炮带上。
  李麦在路上看到的这些情景,使她的心变得冰冷了。扒黄河,扒城墙,挖战壕,要差要粮,老百姓把小孩子裤带上的一枚铜钱都拿出来支援他们,但他们还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就放羊逃跑了。她厌恶地向他们吐了口唾沫,嘴里小声骂着:“磕一个头,放俩屁,行善没有作恶大。平常耀武扬威,还不如黄泛区解放区的一群妇女。”

  二

  李麦晓行夜宿,一路走一路打问。六月间到了渭南,在渭南找到了裴合一家。在裴合家住了一段,赶到西安时,已经是深秋季节了。
  李麦是第一次来西安。她在年轻逃荒推盐时,虽然也到过徐州、蚌埠、许昌、信阳,但像西安这样大的城市,她却没有到过。
  她走下火车,看到那像宫殿一样的琉璃瓦站房,高大雄峻的青砖城墙,人们熙来攘往,汽车洋车像流水似地络绎不绝。她东张西望地看着走着。一进中正门,一街两行的人,几乎全是河南口音,拉洋车的,卖洗脸水的,卖蒸馍的,卖丸子汤的,卖羊肉杂碎的,卖水煎包子的,连摆茶摊的老太太和卖老鼠药的老头子,也都说着一口河南话。
  李麦听着这些亲切的叫卖声音,好像来到了故乡。她脸上堆着微笑,眼睛却被泪水弄湿了。这些都是被蒋介石扒开黄河,弄得无家可归的人。平时只会赶禾犁地、拉车送粪,如今居然学会了沿街叫卖,还讨价还价地做起生意来。特别是那些擦皮鞋的小姑娘们,背个小木箱,提个小凳子,看到那些穿皮鞋的人走过来,就大声喊着:“大叔,擦擦皮鞋吧,你那皮鞋该擦擦了。”
  李麦看着这些小姑娘和小男孩,也不过和嫦娥一般大小。
  她审视着几个小姑娘,想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女儿嫦娥。可是她又算了算,嫦娥从家逃出来那年才十三岁,如果还活在人世,今年已经是二十一岁的大姑娘了。想到这里,她忍不住掉下两滴眼泪。
  到了一个街口,李麦找了一个茶摊坐下。卖茶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她用沙哑的嗓子问着李麦:“喝茶吧?大碗茶,二分一碗。”李麦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二分钱先交给她,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却是一股桑叶味道。李麦问:“大嫂,生意不错吧?”
  “马马虎虎。弄好了能弄个半斤馍钱。”老婆婆说。
  李麦又问:“大嫂,我向你打听个人。他也是从河南逃荒来的。姓徐叫徐秋斋,有七十来岁了。细高条,留把山羊胡子,听说他就在中正门这一带住。”
  “他是干啥的?”老婆婆问。
  李麦说:“他也没有啥正经职业,会算个卦,捏个八字,还能看个病。”
  那个卖茶的老婆子想着说:“姓徐的?留把山羊胡子……不知道。这一片住着咱河南难民几万人呐。”正说话间,旁边一个卖香烟的胖女人说:“是不是那个徐老先生啊?他留把山羊胡子,前几年在大雁塔摆个卦摊,说话有点开封口音……”
  “对,说话有点快,他现在在哪里?”
  “你到东街找,前两年他在邮局门口摆一个‘代书’桌子,就是这半年不大见他了。”那女人说。
  李麦问明了东大街的方向,向这两个女人道了谢以后,就到东大街去了。
  西安的东大街是最长的一条街道。李麦在街上走着,逐户查看着,都是些布店、药房、照相馆、杂货行,却找不到邮政局。
  她又问了问,人家告诉她再往前走,门口有个大邮筒,那就是邮政局。李麦又走了一阵,果然看见一扇绿色大门,门口有一个邮筒。就在邮筒旁边,放着一张破桌子,桌子旁边却没有人。她问旁边的一个卖丸子汤的女人:“大嫂,给人代写信的老先生是不是姓徐?”卖丸子汤的女人看了她一眼,“对。别人都叫他是徐老先生。”李麦的眼睛亮了,“他如今去哪里了?”“他刚走,可能回家了。”“他家在哪里?”那个女人摇了摇头。
  李麦没有办法,又在别处看了看,只好回到火车站里,找了个墙角躺了下来。
  第二天,李麦起得早,一想,大清早怕碰不上徐秋斋,便在东大街上慢慢转游着,等她走到那个邮局门口时,一眼就看见了破桌子边坐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白头发老头。他戴着一副黄铜苏腿眼镜,伏在桌子上正在看一张旧报纸,桌子上放着一个破鲨鱼皮眼镜盒。李麦认得这个眼镜盒,知道这就是徐秋斋。可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连胡子也变白了,李麦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她快走了两步,走到桌子跟前喊道:
  “徐大叔!……”
  徐秋斋抬起头来,看着眼前站着这个花白头发的女人,有些面熟,却一时又认不出来,他说着:“你是?……”
  “我是天亮他娘!我是李麦……徐大叔,你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她说着眼泪已经扑簌簌地滚落在衣服前襟上。
  “啊呀,天亮他娘!啊呀,天亮他娘!……”徐秋斋直着嗓子大声喊着,用手紧紧地抓住李麦的手腕,两只昏花的老眼睛盯着她哽咽着说,“你……咋会来了?你从哪儿来?……”老头说着嗓子里发出“呵呵呵呵”的声音,也不知道是笑还是哭,两行泪水已经流到了嘴角。
  李麦拿出篮子里的毛巾,替他擦擦脸上的眼泪,又提高嗓门对着他的耳朵说:“从咱老家来,出来已经半年了。都有谁在这儿?”
  徐秋斋说:“嗨!都在这儿。晴,春义,还有小马庄姓冯的几家。”
  “嫦娥不在西安?”李麦急切地问。
  “嫦娥……在宝鸡。咳!说来话长,回去再说。”老头这时神志清醒过来了。他对李麦说着:“你坐着。”说罢,像个小孩似地一路小跑,跑到一个卖水煎包小摊前,买了一大盘水煎包子。又一路小跑着端回来。因为他跑得太快,包子掉在地上一个,他都没有发现。
  李麦喊着:“包子掉了。”他扭头一看,只见一个要饭的小孩.已经捡起来塞进了嘴里。
  包子放在桌子上,他豪爽地说:“你吃吧!”李麦说:“你是给我买的呀?我刚吃了饭。”徐秋斋却执意地命令说:“你吃!别叫凉了。”
  李麦知道这老人的心意,先拣了个焦脆的递给他,接着自己也拣了个吃起来。她吃着苦笑说:“徐大叔,咱们这还是老习惯,见面先塞块馍,好像咱黄泛区的人,整天都背着饥布袋似的。”徐秋斋侃快地说:“这就是咱乡下人的民情厚道。‘人是铁,饭是钢。’人不吃东西哪有力气?连哭都哭不动!”接着他又爽朗地笑着说:“城里客人到家,左一杯水,右一杯茶。肚子里本来就咕咕噜噜唱洋戏了,再灌一肚子水,哪里比得了拿个热馍吃一吃?叫我说,咱农村人最诚实了。”
  徐秋斋收拾起笔砚纸墨,领着李麦回窝棚里去。这时徐秋斋的窝棚已经变成两间了。墙是秫秸搭的,还抹上泥巴,房顶也换作麦秸,严严实实,倒也像个住家户的样子。院子里还种了些扁豆和丝瓜。这时正是扁豆结荚时候,只见满架藤蔓横爬,绿叶掩映,在一串串白花紫花的茎项上,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嫩豆荚。
  徐秋斋是个爱干净的人,不管住在什么破地方,也要收拾得整整齐齐。哪怕是半块砖头,也要摆得方方正正。用他的话说是:“家贫常扫地,人贫多梳头。”这两间小茅屋,窗格上糊着白纸,墙上糊着从邮局捡来的报纸,特别是那扇木板钉的门上,还恭恭正正地贴了一副对联。这对联是:
  一畦春雨菰儿菜,
  满架秋风扁豆花。
  李麦看了这个“家”的样子,感动地说:“大叔,你还是这么矜持啊,这屋子收拾得多干净。”徐秋斋自负地说:“人不是畜生,就是猪圈狗窝,我也叫它像个人住的样子。”接着他又指着隔壁的小屋说:“晴就住在那个小屋里。她原来在毛毯厂当工人。后来毛毯厂关门了,她就在车站口摆个做活篮子,给人家上袜底。”
  李麦问起嫦娥的情况,徐秋斋叹了口气:“嫦娥来西安的第二年,考上了宝鸡一个‘工业合作社’当工人去了。才去时学织毛巾,后来听说又学做油墨。这闺女走时太小了,她不会写信。
  去年我去宝鸡找了一趟,人家说她们的工厂在双石铺。有一百多里地,还没有车,我只得回来了。”他说着叹了口气说:“唉,天亮他娘,就是这件事,我觉得对不起你。孩子们跟着我出来,我却把她失落了。不过听说这个‘工业合作社’,是孙中山的太太宋庆龄办的,她是一国之母,想着也不会把孩子们流落了。”
  李麦这时才清楚嫦娥的下落。她有点伤心,千行百里来在西安,女儿是见不到了。不过后来她听说宝鸡离西安并不远,就准备到宝鸡去找她。她对徐秋斋说:“徐大叔,我不埋怨你,这样的大灾大难,谁能顾上谁?上月我在渭南裴合那里,我们算了算,咱赤杨岗二百多户人家,哪一家不是父南子北,妻离子散?
  光是现在知道已经满门死绝的,就有一百多家。裴合家十七口人现在死剩了九口:他弟兄三个带着孩子逃出来了。他爹他妈留在老家。他妈是个瞎子,就在咱们逃到寻母口以后,他爹把他家堂屋的檩条拆了两根,到渡口换了两个烧饼,回来让他妈吃。他妈还说:‘咱俩一人吃一个。’老头说:‘你吃吧’瞎老婆把两个烧饼吃了,老头一下子把老婆推到河里了。当时有人要跳下河去救,老头喊着说:‘你们谁救上来谁养活她,这样死了少受点罪。’就在这天夜里,老头吊死在他家的老槐树上了……”她接着叹息地说:“人,真是连一根柴禾棒都不如。就拿咱后街这十来户人家说,海老清饿死了,运来婶子淹死了,裴合他爹他妈死了,裴旺叫抓兵抓走了,媳妇也没有下落,长松家两个大闺女都卖了。申奶奶在逃荒的第二年就跳河死了,死前还朝咱赤杨岗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徐秋斋眼里涌出了几颗浑浊的泪珠,“唉!大劫大难啊!天亮他娘!你知道吗?蓝五也死了。他是上吊死的……”
  李麦很激动:“咱逃出来的人,没有一家人是全的。过去老人们常说。‘在劫者难逃,老天爷要收哪一方人,你想逃也逃不脱’,黄河水才冲下来时,我也有点相信。可是后来我才醒悟过来,什么天灾?屁!全是人祸!汤恩伯军队在咱河南住了五六年,派粮,派差,派款。连枪都是老百姓花钱给他们买的。可是日本鬼子还没有来,几十万队伍全放羊跑了。要这种队伍干什么?……”李麦说着,恨得头发几乎都要竖起来。徐秋斋这时却眯着眼从容地说:“天亮他娘,这些我都想过。我在西安住了七年,光是替人家写信,就写过几千封。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难,我都见过。老天爷有没有?我不敢说。孔夫子说是‘敬神如神在’,你不敬他也就没有了。可是我相信朱夫子讲的话,‘天者理也’,这‘天理’确实是万古不变的道理。孔夫子也有老师。他的老师就是老子,他曾说‘问礼于老子’嘛。老子说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天上哪有一张大网?不过说是说作恶作得多了,‘恶贯满盈’,自然会得到天的惩罚。其实这个惩罚也不是天对他的惩罚,而是人对他们的惩罚。‘天心即民心’嘛!老蒋行这个事,太叫人寒心。拿咱黄泛区的人来说,几百万口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们抗的什么战?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不管文官武官,没有一个手上是干净的。难民们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他们每天在大馆子里,吃喝玩乐,连抬出来的泔水里都漂着海参、鱿鱼,这能长远吗?要这样都能长远,那就叫‘誓无天理’了!”徐秋斋说到这里,眼睛里露出两条冷峻而自信的光芒:“别看小百姓都不敢吭声,都只会叹气、流眼泪,古人说过‘千人所指,无疾而亡’,别看眼泪是一泡水,流得多了,也能淹死他们这群龟孙,‘天下没有不倒的捻捻转’,总有一天,要叫老蒋这个杂种知道知道老百姓是不能得罪的!”他说着捋着自己的胡子,表现出无限愤慨和鄙视。
  屋里沉默了好一阵子。徐秋斋才转了话题问:
  “天亮在家干什么?”
  李麦说:“徐大叔,他也不是外人,”她放小声音,“他参加新四军已经五六年了。和八路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部队。如今就在咱黄泛区。”
  “哦!”徐秋斋脸上顿时出现一种兴奋的表情。他说:“咱们黄泛区的难民,逃荒到甘泉、延安、保安一带去的人不少,都说八路军的政策好。这新四军到底怎么样?”
  李麦说:“不赖。心里有咱老百姓,公买公卖,一到就给老百姓发麦种,发镢头、耙子,让老百姓开荒种地。看见女孩子。也规规矩矩,自己搭草庵住,从来不进老百姓的家。”接着她又把秦云飞带领的那个营,在红柳集一带活动的情况说了说。徐秋斋感叹地说:“要是这样,这一家行的是‘王道’。他们要是能在咱黄泛区住稳,将来咱们这日子还有个盼头。”他说着又兴奋地说:
  “回家,好在路快通了。路通了咱就回老家!……”
  吃罢午饭,李麦到梁晴住的小茅屋里休息。她看了看梁晴盖的那床被子,还是七年前从老家逃难出来时,背的那条印花被面,已经补了几个补丁,洗得倒还干净。床边放了个破木箱,箱子里放着几件换洗衣服。大约是徐秋斋每天教她写字,木箱盖上放了一个瓦砚和一支毛笔。墙上挂着一厚叠旧报纸,报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河南省”、“大华县”和“海天亮”的名字。
  李麦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觉。她急切地想看到梁晴,想看到这个漂泊在外已经七八年的苦命闺女。她想到火车站离这里不远,自己下车时又走过这条路,就悄悄披上衣服到车站去了。
  车站候车室门口南边有几棵槐树,树下有几十个妇女摆着一排做活的篮子。这些妇女专门给过往客商们上袜底、补袜子。
  每个人都坐在一个小凳上,做活计的篮子摆在脚前。篮子里放着袜板、袜底和针钱,这已经成为难民妇女们一种职业了。
  李麦逐个儿看着这些妇女。有的二十多岁,有的三十多岁。
  全都是梳着髻的媳妇,没有一个留辫子的姑娘。她走到一个穿蓝格子小布衫的年轻媳妇篮子前停下来了。这个年轻媳妇正在低着头纳袜底。李麦看她的前额和眉毛,有几分像梁晴小时候的轮廓,可是身架、头发却完全像个媳妇。她不敢冒认。
  她又走了个来回。那个年轻媳妇还在低着头做活。李麦就在篮子前蹲了下来,拿着她篮子里的一双袜底问:
  “上一双袜底多少钱?”
  “一元一角。”那个媳妇仍在做着活。
  李麦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声音是河南口音,可是鼻子、嘴都不大像梁晴了。她又用手比着袜底的尺寸说着:“要说这一双,俺天亮穿上也可以……”
  “啊?……”
  李麦的话音还没有落地,那个媳妇激动地喊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喊着:“婶子!……妈!……妈妈!……你是妈吧?……妈!……”
  四行泪水从两张脸上一齐流了下来。李麦用颤抖的手,使劲地抓住她的肩膀喊着说:
  “乖乖!……你是晴吧?……我是妈。我……专门来找你来了!”
  梁晴抱住李麦的腿,把头拱在李麦的怀里,像个小孩似地使劲哭起来。她想把这七年的痛苦、委届、忍耐、怨恨和想念,一齐通过眼泪倾泄出来。多少年来,她盼星星盼月亮,就想这么大哭一场,可是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
  两旁做活计的妇女们也都掉了眼泪。她们都是难民。这种场面她们看到不止一次了。她们同情梁晴。她们知道这个姑娘,六七年来挣扎过来的苦难经历。她们也羡慕梁晴,梁晴毕竟还有这一次哭的机会和享受。
  “这是她亲妈?”一个妇女问。
  “不,是她婆婆,一定是她整天说的那个婆婆。”一个妇女抹着眼泪答。
  “唉!海嫂总算见到了亲人了。”一个妇女擤着鼻涕说。
  “唉,我这辈子要是能和我妈抱头痛哭一场,也算前世烧了高香了!”另一个中年妇女用头上毛巾擦着眼泪说。
  梁晴在哽哽咽咽地哭着,李麦一面用手擦着自己脸上的泪水,一面抚摸着她的头发,强颜作笑说:“晴,……咱不哭吧,咱娘儿俩不是见面了吗?……这不是作梦,这是真的。……你摸我的手,是热的。……”
  梁晴果然抓住她的手摸着,可是哭得却更伤心了。
  经过李麦的反复劝解,梁晴止住泪不哭了。李麦说:“走吧,咱回家吧,我已经见你徐大爷了。”
  梁晴点点头,提起了篮子,李麦给她提着板凳。就在这时候,梁晴满脸泪花的头刚刚抬起,一丝幸福、纯洁而天真的微笑,立即出现在她的眼梢和嘴角上。
  “海嫂,这就是你婆婆?”一个妇女问。
  “嗯。”梁晴笑着回答。
  “给你妈包顿饺子吃。”另一个妇女打趣说。
  “嗯!……”梁晴满面春风地笑着对那个妇女陕陕眼。
  李麦也笑着向那些妇女说:“谢谢您们!谢谢您们!您们对俺晴都费心照顾了。”
  走在路上,梁晴忍不住地问:
  “妈,就你一个人来了?”
  李麦知道梁晴的心情。她说着:“就我一个人,来时,天亮把我送到了吕潭渡口。”她又对着梁晴的耳朵小声说:“他参加新四军了,还当上了个排长。现在你要见面,恐怕快不认识他了。五尺多高汉子,鼻子也……”
  “我能认得出。妈,我能想出他变的样子。”她说着又站下来问:“妈!新四军不是共产党的军队吗?”
  李麦向她摆了摆手小声说:“晴,咱到屋里再说。”
  婆媳两个刚进到屋里,梁晴一把抓住自己头上梳的髻髻就往下解。李麦说:
  “你干什么?”
  “这多难看……”梁晴红着脸说。
  李麦止住她说:“算了,别解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还是梳个髻好。管它结婚没结婚;只管把头盘起来,咱自家人知道就算了。”
  梁晴又一次被感动了。她说着:“妈,你不知道,我已经盘过三回,解开三回了。初来时梳辫子,后来在车站卖洗脸水,把头盘上了。进打包厂时,人家只要姑娘不要媳妇,我又梳成辫子了;离开打包厂,我梳成髻;到毛毯厂时,我又梳成姑娘的辫子了。整天在变,就好像唱戏一样。”
  李麦风趣地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接着她又叹着气说:“唉,还不是为了生活!过去那些老风俗,咱们穷人讲说不起了。”
  梁晴和李麦已经七年没有见面了。就在这一刹那间,梁晴觉得婆婆对她的七年苦衷,完全理解了。她们不需要说什么话,也不需要作任何解释,她觉得自己这个婆婆心里清楚极了,清楚得像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