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节

  于而龙恨不能一步跨到三王庄,来到鹊山脚下,去凭吊那块殷红的石碑,一个石湖地区最早牺牲的女共产党员的坟墓。
  三十年来,一直牵系住于而龙的墓地,现在离他愈来愈近了。他模糊中觉得芦花好像并未牺牲,而也许还活着,只不过是长时期的分别,现在又该重逢了。但芦花确确实实是他亲手放进墓穴里去的,就在那棵已不存在的银杏树的附近。自那以后,没有给坟上添一把土,现在,可以弥补多少年来引以为憾的事了。
  他盼望着独自在石碑旁边坐下来,在毫无纷扰的情况下静静地想,只有安详的氛围、静谧的环境,才有助于思路的畅通。他要在凭吊中思索,也在思索中凭吊,凭吊是怀念已成历史的过去,思索却是为了战斗,为了明天。所以他需要好好地回味,三十多年,逝水般的日月,冲淡了他的记忆,而现在,他多么想把断续的历史画面一幅幅联缀起来,构成一个完整复原的当时形象,好作出新的判断,来帮助自己(恐怕还不仅是自己!)打开那把锈锁,揭示出哑谜的谜底。
  芦花!于而龙真想朝村西大声喊:我多么需要你的帮助呀!“上岸歇会儿吧!支队长!”王惠平向他提议,同时注意观察他的脸色。
  于而龙犹豫了一下,但立刻否决了自己。不知为什么,他认为有一位信奉王纬宇的县委书记陪同,那么长眠的女指导员肯定会皱眉头的。
  “快赶回柳墩去吧!”他尽管这样说,目光仍舍不得离开原来耸立着银杏树的村子尽头,可是新盖的房屋,挡住他的视线,游艇又不理解人的心情似的飞快行驶,三王庄很快落到身后边了。
  芦花……于而龙在心里同她交谈起来。
  要不是意外地巧遇着他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恐怕此生也只是在魂梦里来到她的身边了。只是一句无意中的言谈,才导致游击队长,重返故地,在石湖上乘着游艇疾驶啊!
  “芦花,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劳辛,我们那位感情洋溢的诗人!”正是这位记者兼诗人的罗曼蒂克式人物,使于而龙三十年回乡的梦变为现实,而他和认为早已牺牲物故的劳辛见面,实在是极其偶然的。
  去年,一九七六年的最初几天,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满城白花,阵阵哀乐声中,阳明,原来在根据地里他们的政委,长期卧病以后,也随着那颗殒落的巨星与世长辞,再也比不上那一年春天,整个中国更为苦痛的了。
  阳明是一位非常体贴关怀下级的领导干部,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于而龙心肌梗死发病住院,这位政委还拖着很重的病,来看望过他。很清楚,是路大姐去告诉他,并要他来的。那时,周浩的处境要更糟糕些,一个被命名为“还乡团支队长”的挨批之人,怎么能到医院里来探视他于而龙呢!又不知该造出什么舆论,作出何等文章。但是,在部队工作的阳明抱着病来看望了,他身体瘦得可怜,但精神矍铄,一个劲地说啊笑啊,劝于而龙不要颓唐,鼓起信心活下去。
  “你就放心吧,阳明同志!”
  “我对你还是蛮有信心的,谁让你是一条龙呢。”他温和地笑了,自从于而龙认识这位领导人以来,从来都是这样和蔼可亲,令人感到格外温暖。
  谢若萍对这位部队首长说:“现在他是趴下的虫了!”“没关系,鱼龙变化,未来还是可以飞腾的。看咱们那头铁打的狮子,不也被捆住了手脚嘛!”他轻松地谈起周浩。在那乌云滚滚的日子里,这种谈话方式使于而龙惊讶,为什么他不把事态看得那么绝望悲观,好像不得了,天全黑下来了。阳明敲敲他那铁床,发出丁当的声响:“有句俗话,叫做百炼成钢,听见没有,这是从烈火中炼出来的金石之音;你搞多年工业,更该明白这个道理。像我癌已扩散,指日可数之人,还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呢!千万不要灰心失望。”他笑着问:“还记得六七年,我作为你的同谋犯,从你们工厂偷着往外运那套动力实验资料?”
  “全让他们烧了,二十年辛苦,付之一炬!”
  “造孽啊!”他叹了一口气:“总有恶贯满盈的一天!我记得那时候你也曾经趴下,可不曾服输,用他们的话,就叫做蠢蠢欲动,伺机再起,现在怎么啦?背一回氧气袋上台做检查,就失去勇气啦!”
  ——他全知道,全知道,一切他全了如指掌啊!
  但是于而龙万万没料到,他出院还不曾来得及去探望政委,倒先接到了他的噩耗。谢若萍害怕老伴过于激动,直到开追悼会了,才不得不告诉。
  ——芦花,你该比我更熟悉阳明同志,他还是你们那一届抗大分校的负责人,那是一位多么严谨正直的老同志,又是多么爱护干部,关怀下级的好领导啊!
  于而龙还记得最初攻打县城失败以后,政委来到三王庄,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他那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不能使于而龙的忐忑之心稍稍平静下来,多少有点耗子见老猫似的,估计周浩式的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于是端坐在船舱里他的对面,准备迎接这场暴风雨。后来,游击队长才体会到政委和司令员的截然不同的性格,安排在船舱里个别交谈,正是他的细致之处,不像“将军”,那管人前人后,噼里啪啦一顿机关炮,搞得人下不了台。
  阳明没有责备他,连一点批评口吻都未流露出来,而是文静地询问着战斗的全部过程,哪怕极其无关紧要的细节,都再三再四问个齐全,半点也不着急。那时候,于而龙是刚出炉的烧饼,虽然有股热劲,但还显得软嫩,是个才学会打仗的初级指挥员,有些问题,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有些数字,模里模糊说不准确——要碰上周浩,眼睛早直了,就得朝你拍桌子。但他挺有耐心,宁静地等于而龙想好再回答,这时,只听水声汩汩地拍打着船帮。
  王纬宇打发通讯员长生,至少来送过十回茶水,最后,阳明笑着说:“回去告诉关心你们队长命运的人,我保险不把他吃掉。”
  事后,游击队长把参谋——王纬宇那时是参谋,叫到偏僻处,生气地问:“你在搞什么名堂?怕我把屎盆子全扣在你脑门上么?”
  “如果你需要的话,也许会那样做。”
  “敢作就敢当,我不像你。极力主张打的是你,出了娄子拼命把自己摆脱出来也是你。”那时,王纬宇仗打得英勇,没有少给他哥苦头吃,凡是能教训王经宇的地方,他都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这一仗,就是打他哥在县城的奥援。
  他若无其事地说:“我只是测量一下领导同志的温度,拿船家的话讲,也就是要观一观风色!”
  接着,政委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似的,一项一项都摊在船舱里,类似沙盘作业那样,从最初对敌情的判断,到一场攻坚战设想的形成,再从一二梯队的运用,发起攻击的时机,各种火力的配置,一直到部队的干部思想,战士情绪,从头至尾的政治工作,像剥莲蓬一样,一层一层给于而龙剖析着。
  时属深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在忍受凄寒,而我们这位石湖支队长,却像三伏天里钻进了灶炕,汗流浃背地听政委以商榷的口吻,同他探讨战斗的得失。那些个破绽哪!那些个漏洞哪!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恨不能从船帮的缝隙里钻出去。
  ——直到今天,我还是个不及格的学生呵!
  死去的政委当时毫无责备的意思,声调也不曾提高半分,而于而龙比受着斥骂、受着鞭挞还感到难过痛心。这才能叫做真正的触及灵魂呢!
  指挥员的卤莽,是要以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来补偿的,但是政委却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轻敌的苦头,不作调查研究的苦头,轻易被人动摇自己判断的苦头——哦,了解得多么仔细啊!——我们都吃过,要是多在你们耳边吹吹风,至少会使你们慎重些,小心些。怪我吧,怪我来你们支队太少,而且也晚了点。”说着,紧握住于而龙的手:“二龙,打起精神,我们来不及办军官学校,只好边打边学,要付出一些学费,也是势所必然。”
  可是一旦获得一些成绩,取得一点进步,阳明决不会忘记夸奖和鼓励的。就在那以后不久,支队在陈庄、三河镇之间打了胜仗以后,政委赶快派记者来写他们。
  他们就从那时起结识了劳辛,一个和他们生长环境迥不相同的人物,这个从海外跑回祖国来抗日的华侨青年,留着浪漫主义的长头发,写着充满激情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的诗句。
  说来也不怕丑,于而龙从不讳言,那时他和芦花是没跨出石湖一步的土豹子,不但不知道土星火星在宇宙间的轨道,甚至常挂在嘴边的英美法,日德意,也不晓得他们彼此谁挨着谁。延安那是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了,但实际距离多远并无确切的概念。尽管来不及地像饿汉般吞食着新名词,差点得了消化不良症;但要听懂劳辛那些古怪的外国话,比读天书都困难。什么“普罗意识”、什么“布尔乔亚的情趣”、什么“以狄亚”、什么“生蒂门答”、什么“我的烟斯披里纯来了!”等等等等,神仙也弄不明白。只是到了相当熟稔以后,于而龙和芦花——主要是充满好奇和追求,探索和思考的游击队长,才悄悄地问他那些洋话是怎么个意思?可是要他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解释sentimental的涵义,诗人费难透了。甭说在四十年代,现在有谁来尝试一下,保管也不容易。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与日俱增的友谊,心和心在逐渐靠拢,革命是他们牢牢联系的纽带,但激情却是焊接剂。哦,还有,诗人那直到今天也不隐讳,而且是并不衰减的对于芦花的真挚情感——那时人们多么坦率和忠诚呀!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石湖的最美好的时光。所以后来,传说诗人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曾经使他们多么悲痛了一阵啊!
  但历史有时会重演的,巧合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要不然也就不能称之为充满戏剧性的世界了。是阳明使他们相交结识;三十多年以后,又是他让于而龙和劳辛重逢叙旧,然而却万万没有想到,是在政委的追悼会上。
  “你还是不要去了吧!”谢若萍劝说着她的老伴。
  “不,我爬,也要爬去参加追悼会的。”
  按说革命队伍里,并不存在那种旧的伦理道德,但于而龙一直把阳明同志,赵亮同志,还有一些老领导,当做是自己的前辈,起心眼里尊敬他们。不顾他老伴的劝阻,到底赶去参加这位“恩师”的追悼会。等他走进灵堂,致悼词的一位负责同志都快要结束他的讲话了。
  他只好在肃穆的人群后面垂首站立,那位负责同志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时不时地把讲稿捏在手中停下来不做声,而且是长时间的停顿,大家也都沉静在自己的哀思里。此时,在寂静的灵堂里,听得出欷哽咽的声音,出席追悼会的,绝大多数都穿军服,而且有把子岁数的部队首长也不少——他女儿画中的那位老兵也该来的,然而遗憾,他在面壁!一般讲,人老了就不大容易激动,但一个个竟至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可见人们对死者怀念是多么深切了。
  悼词里提到的死者在南方根据地,在苏浙皖,在苏中苏北,在江淮地区工作战斗的历史。那些听来怪熟悉的机构名称,部队番号,使于而龙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去。尤其一听到抗大分校,立刻想起了芦花,她曾经去学习过,而且还想起来,当她学习结束后,政委仍照顾地把她派回石湖。在离开抗大时,政委把他自己手抄的《共产党宣言》(记得还是根据早年陈望道的译本,工工整整抄写下来的)郑重地送给芦花:“这是我给你和二龙的一份纪念品!”在抄本扉页上,有他的蝇头小楷,并排写着芦花二龙的名字……于而龙不敢想下去,因为他和芦花的婚姻,曾经有过许多议论,直到今天,还可以说是余波不息。想起最初的政委的第一次支持,那等于是一份结婚证书呵!从此,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银杏树下有了一间新房,是多么不容易冲破那重重思想束缚,盼到了这一天呀!哦!不敢再往下想去,他担心涌塞在胸头的感情,会控制不住从眼眶和喉头冲了出来。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然而我们也是不幸的一代,因为我们受到了多得多的挫伤和痛苦,有些,完全是不必要的……”于而龙想起不久前阳明开导自己的话,心里觉得堵得慌,他努力稳定住自己,因为他老伴直是嘱咐:千万千万不要激动!
  离他不远,站立着一位同样迟到的吊唁者,他瘦削枯干,乱发蓬松,拄了根老气横秋的手杖,一直不能安安生生地老实呆着,左顾右盼,躁动不安,惹得周围的人都不很满意。
  追悼会最后在悲戚的气氛里,大家鱼贯地绕骨灰盒一周退出灵堂,每个人都放慢了脚步,虽然再看不见他亲切的面容,听不到他温和的声调,但还是希望在诀别的时刻,多停留一会儿,向政委作最后的道别。
  于而龙凝视着那个不肯有片刻安静的老头,一颠一跛地从他面前走过去,曾经注意地掠了他一眼。当他拄着拐杖掉头绕回,正好和于而龙走了个对面的时候,那满是密密皱纹的老眼,突然亮了起来。他先迟疑了一下,接着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好像要抓住什么地走出行列。这样,灵堂里出了点小乱子,服务人员赶快搀扶他出去。见他摇摇晃晃,直以为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等于而龙退出灵堂,在宽阔的台阶上,明显在等候他的那个老头,一跃而起,用手杖挡住了他的去路。
  “我不会认错人吧?”
  “你是——”于而龙惊异地站住。
  “要不是我老眼昏花,你该是跟我打过短暂交道的那条龙吧?”
  说得半点不差,于而龙怔住了,该死的记忆力,怎么丝毫捕捉不到一点印象呢?脑血管硬化会使智力衰退么?这个不肯安生宁静的老头是谁?虽然在眼镜后边,闪烁的火花,使他多少有点熟识,但那也是快要熄灭的残灯余火,唤不起久已沉睡的记忆。不知道面前像蔫萝卜似的老头是哪方人士?什么时候打过交道?一个大工厂的领导干部,接触面是广的,要有个秘书在就好了,小狄会用最简练的语言告诉他,客人是什么身分、级别,和应有的接待规格,谈话时的分寸;有时实在措手不及,当着客人的面,她就用俄语讲。现在,哦!老头的手还伸着,等着他握,简直太失礼了。
  “啊呀……”他用手指戳着于而龙,嘻嘻笑道,“支队长,你大概是贵人多忘,不才小可曾经写过你的战地通讯《水不在深》,还留有一点印象么?”
  于而龙像被电击似的一颤,记忆像破闸之水涌过来。“妈的——”他忘情地骂出了声,把老头紧紧挟住,几乎无法相信地:“活见鬼,你是劳辛?”
  “货真价实,丝毫不差。”
  于而龙欢悦地喊了出来:“呵!我的诗人。”
  “还诗人呢?倒不如说是一个活着的死人罢了!”这位“诗”“死”不分的诗人嘿嘿地笑,是那种玩世不恭地笑,和公墓四周庄严肃穆的气氛不相吻合,于是惹起别人明显的不满。太张狂了,太忘形了,竟然这样肆无忌惮地笑,未免太亵渎故去的人了。“不不不!”劳辛毫不在乎地,“阳明同志如果活着,他也会高兴的。来——”他张开膀臂,甩掉手杖,“咱们再拥抱一次!”
  “庆贺我们活着见了面!”
  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劳辛用拳头擂着于而龙宽阔的前胸:“你呀!你呀!”
  “你不是‘光荣’了么?说得活灵活现,千真万确。”
  劳辛又笑弯了腰:“我也一直以为你‘革命成功’了呢!直到我去了趟石湖,才知道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找呀找呀,你在哪个避风港里呆着?”
  于而龙想起他那九平方米的“优待室”。“我不信,你会找不到臭名远扬的我?”
  “我认为你不会离开部队。”
  “早就当老百姓了。”
  “说明白的,现在干什么?”
  “无所事事,一个自由哥萨克。”
  “彼此彼此。你要不这样,就不是于而龙了。”劳辛深情地注视着石湖上出名的蛟龙,时隔好几十年,除了花白的头发,饱经沧桑的鱼尾纹,依然是那高大不屈的身材,魁梧结实的躯干,而且还是那样器宇轩昂、神采飞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不由得叹息:“一条好船,卷起风帆,落下桅杆,在避风港里抛锚系缆,真可惜啊!”
  握别的时候,劳辛紧握住他的双手:“重新碰见你,真高兴,至少,在给我开追悼会时,又可以多一个生前友好了。”
  他的风趣、乐观、充沛的感情,仍旧不减当年,使于而龙想起这个诗人、记者,当年曾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男子汉,他那翩翩风度,潇洒姿态,是相当有魅力的。记得那时在石湖湖滨召开群众大会,他总是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挥着年轻有力的臂膀,指挥台下的战士和乡亲,分部轮唱《保卫黄河》。哦,那激情澎湃的场面,现在想想也十分动人哪!那时候,人们什么都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诗人找不到一张写诗的纸,更谈不到吃穿用和枪支弹药了。可惟一不缺的是嘹亮的歌声,即使饿着肚皮,也要敞开喉咙唱出鼓舞人心的歌声。那一刹那间的劳辛,是一团炽烈的火,青春的火,热情的火。那时不讲究什么歌唱艺术,但是在他手臂的挥动下,那一部一部“风在吼、马在叫”的歌声,像暴风雨里的石湖,波涛起伏,巨浪翻滚,不可遏制,无法阻挡,显示出真正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歌声里,似乎看到沉默的石湖人不再沉默,忍受的石湖人不再忍受,起来了,谁也无法让他们再弯下腰去!
  脑海里的歌声消逝了,他目送着那个老态龙钟走远的劳辛,怎么也不能相信,那是当年热情洋溢的诗人。时间是最最无情的,即使最坚硬的黄金,慢慢地,全部光泽也会被时间磨蚀掉,最后变得灰暗浑浊起来。然而,革命者的意志,越是砥砺,越是坚定,越经过时间的考验,也越能映现出铮铮的光华。
  岁寒方知松柏之后凋啊……
  老战友走远了,于而龙却久久不见儿子来接他,在公墓门前焦躁地来回踱步。他估计,而且十猜九准,准是于菱拽着那位司机朋友,去试验他的单缸摩托了。
  是谢若萍向厂里要的车,并派于菱陪同做伴的,来的一路上,就听他“发明家”儿子不停地询问属于汽车修理技术上的问题。
  于菱复员回来直到上大学之前,一直是在厂里机修车间待着的,和司机班混得鬼熟,肯定,请司机去进行某种技术上的指导了。
  对于他儿子的“发明”,他早就下了断言:“菱菱,就冲你的五分钟热度,保证搞不成功。最后,汽缸搞坏,自行车报销,你才能太平,我们大家也都睡得着了。”
  因为于菱白天要在那所著名的大学里,啃他根本啃不动的高能物理——活受罪啊!儿子,你当初少养养鸽子,少喂喂猎狗该多好!——只有礼拜六才能回家装配修理他的车。于而龙每逢周末深夜,常常会被那摩托发动的响声惊醒,不堪其扰地向老伴埋怨:
  “你的宝贝发明家快要把我们折磨出精神分裂症啦!”
  他老伴总是原谅儿子:“不比出去给你闯祸惹事强?”
  总算那个汽缸和它主人的性格一样,也是五分钟热度,响过一阵以后,无论用脚踹、用绳拉,它像懒牛一样趴在那儿,再也不肯干活了。于菱曾经求教过在动力学方面有很深造诣,还著过书,立过说,创造出新理论的廖总,这位被打倒的权威也束手无策,他只好安慰于菱:“或者你把它扔掉,扔进垃圾堆;或者,你再去买个新的。这个汽缸跟我一样,老朽啦!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啦!”但于菱偏不肯丢手,每礼拜六从学校早早溜回来,而且照例在半夜噗噗地把于而龙惊醒。
  “纨)子弟啊!……”于而龙望着那宽阔的马路上,每一辆驶过来的北京吉普,都以为是他们该回来接他了,结果都从他面前疾驰而过,气得他直骂于菱。
  “……一辈子休想有个出息,没有头脑,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完蛋货!什么都想搞,什么也搞不了,毁坏东西倒是拿手好戏”他可以历数儿子的罪状,那台飞利浦录音机是他修理的,聋子成了哑巴;于莲留学时买的基辅牌照相机是他调整的,结果不得不送去大修;电视机不知他怎么鼓捣了一下,人的脸色总是以黄绿为主,老有一股做贼心虚的样子;而电冰箱经他换了一根管子以后,从此发开寒热,不肯好好干活,消极怠工,唉……
  要说不偏心的父母是绝少的,于而龙喜欢他的女儿,尤其欣赏她那锲而不舍的精神,虽然在艺术创作上,挨过不少棍子,但从来不曾气馁过,仍旧在苦苦地刻意追求,力臻技巧上的成熟,不断地从古今艺术作品中汲取营养。她花的买画买书的钱,连老两口眼都直了,得到一幅大师的影印本,能通宵达旦不知饥饱地欣赏着。
  而且手不停笔地写生素描,很少见她哪天不摸画笔,除非发烧三十八度,被她妈妈强迫躺下来。但是,“苍天不负苦心人”是句空话,许多耍嘴皮子的爬得高高地,而她辛勤追求自己天国的艺术家,却一直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钉子碰得也越来越多了。
  但于莲和她妈妈一样,对自己的弟弟有些偏疼,尽管他不成材,姐姐也喜爱他;尤其他越来越男子气,也被于莲艺术家的眼光欣赏,所以她认为于菱应该有一个比舞蹈演员还好的爱人。除了这点不同意见外,做姐姐的没有不支持他的,甚至答应放下画笔,坐在那辆改装的摩托车上,由于菱驾驶着兜风去。这辆没有上过牌照捐的老爷车,只好在天黑以后才敢出动。有一回他向他姐姐吹牛:“保证不比美国的哈雷差劲!”
  摩托车开出部大院,于而龙向他老伴发出照会:“大夫,快准备急救箱抢救伤员吧!”谢若萍责怪他为什么不拦阻住,闯了祸该怎么办?于而龙回答说:“不让他碰个头破血流,不会长记性的。”
  果然,不大一会儿,摩托车倒骑着于菱回家,走路都一瘸一拐地,吓得老两口忙问:“你姐姐呢?”
  那位花枝招展的画家,着意打扮了一阵才坐上车的,要出事该怎么得了?于菱安慰大家:“幸好,姐一点没碰着。”
  “她人呢?”谢若萍还是不放心。
  “碰上廖伯伯家的陈剀,在慢慢往回走咧!”那还是这个书呆子头一回出现在他舅舅家的时候。
  尽管于而龙答应掏腰包,给他买一辆“轻骑”,免得半夜被他吵醒,但于菱偏不接受老子的好意——“何其相似乃尔,这混账东西!”游击队长叹息——照旧,也不照顾老爹的冠心病,继续在做他的“试验”。
  隔了好久,吉普车才终于驶来,上了车,一看后座上有从花圈上跌落下来的白绢纸和碎银箔,于而龙心里明白了。那一丝一片,多么像点点滴滴的伤心泪痕啊!
  他问:“又去献花圈了?这是第几个啦?”
  于菱没有吭声,那个年轻司机也保持沉默,怪不得耽误很长时间,从市郊的大学开到广场,路程可是不近,半个城市都绕遍了。
  于而龙叹口气:“送到什么时候为止?难道还能得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么?”
  两个年轻人仍旧不作任何反应,这时,车子蓦地急刹车,一批抬着花圈的吊唁队伍,从车前走过。于而龙看到那些人的脸部表情,已经是愤怒盛于悲哀,以一种合法的形式,表示着内心的抗议,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而是烈火了。
  于而龙心里感到压抑,一种近乎窒息的压抑,一种近乎绝望的压抑。即使在石湖黑斑鸠岛上,濒于死亡前夕的时候,他也不曾这样悲观过,难道真的就三千年为一劫地下去了吗?
  他摇摇头,似乎在喃喃自语:“没有用的,一点用都不顶,最好的记忆是在心里。”
  没想到坐在后座的于菱,忿忿地说:“中国人都像你这样,早亡了!”
  他像被噎住了似的哑口无言。
  就这样,战友重逢,劳辛还约好来年雁回,春到石湖,一齐来看芦花,给她坟墓添上一土,然而现在,雁群结成人字形的长队,在游艇上空,嘎嘎长鸣地往北方飞去,可是,劳辛他未能践约,只是于而龙一个人孤身只影地回到了石湖。
  果然,他的一句玩笑话,竟成了不幸的谶语,年初,在政委的追悼会上相遇;年底,又在诗人的追悼会上送他去天国了。
  他是含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时候整个中国布满了希望的曙光,是在欢乐的笑声、胜利的锣鼓声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手边,是未完成的诗篇《女指导员》,大概也和诗人对芦花真挚的感情一样,成为不尽的思念了。
  安息吧,劳辛……于而龙默默祝祷着。
  但是,三十年前,在芦花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不肯阖上的眼睛,那惊疑不定的神色,那想说而说不出的话,那不肯撒手而去的对生命的留恋,始终是于而龙心目中的一个疑团。由于劳辛的出现,这疑团陡然间膨大起来了。
  正是劳辛,在他重访石湖的那年,曾在搭船的时候,碰上一位船家老人,两盅酒下肚,老人谈起往事,告诉劳辛说,芦花当年搭他的船单独过湖,在沼泽地上了岸,急匆匆地走了。不一会儿,他听到了枪声……
  一切简直太神奇了,于而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是真的吗?他要求劳辛再说一遍,两眼几乎直了似的等着。
  劳辛挺纳闷:“说什么?”
  “就是你刚才讲的。”
  “讲的什么?”他懵懵懂懂地反问。
  “刚说过就忘,就是船家老爷子告诉你的话呀!”
  也许他看到于而龙那几乎变形的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仔细地重复一遍:“那是个爱唠叨的老头,说什么也不肯单独送我过湖,要不是我那两杯老酒的威力,才打不开那话匣子。他说他解放前,搭过一回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给了五块大洋的船钱,让他赶快渡她过湖,结果,哪知道,没送到地头,她着急在沼泽地上岸走了。好,没隔多大一会儿,就有人在苇子里开了黑枪。”
  于而龙从沙发里跳了起来,吓得陪客人坐着的母女俩都傻了。“你怎么啦?”谢若萍见他紧张得直捂胸口,只以为又一次发作心肌梗死,喊于莲快去拿氧气枕头,并且狠掐他手腕上的内关穴。他止住了紧张得要命的母女,一时像背气似的急得说不出话。
  于莲赶紧偎依住他:“爸爸,你怎么啦?快说话,吓死我了!”
  “莲莲,你哪里知道啊!”他躺倒在沙发上直是喘息。
  劳辛那时已是于家的常客,莫名其妙地瞪着主人:“我以为你犯了羊角风呢!干吗大惊小怪,我说错了吗?有什么值得你躺在沙发上直哼哼?简直叫我糊涂!”他对于莲讲:“你那宝贝老子,真把大家吓得性命交关。”母女俩都笑了。他点起了一支他送来的哈瓦那雪茄,非要于而龙吸口烟,镇静一下让别人提心吊胆的神经。“人上了岁数毛病就多啦!”
  于而龙呻吟着:“老兄,你晓得你说了些什么?一个多么重要的情节,而且是三十年来,一直都不知道的情节。要是真的话,那么已成为历史的事实,岂不是又要重新认识了么?那船家老人不至于信口雌黄,他有什么必要吹嘘呢?虽然我们家乡有那么一种废话篓子,但他言之凿凿地提到了五块银洋呵!”
  五块银洋,铁的证据。
  那就意味着,除了那个被芦花打死的武装特务,还有个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在苇丛里开了黑枪……
  他坐不住了,一刻也不能等待地着急起来。
  “莲莲,快给休干班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我要回老家;若萍,马上给我收拾点简单行李;菱菱呢?让他去民航办事处买飞机票。快,越快越好。”
  “你疯啦,你疯啦!”谢若萍急得直搓手。
  “神经质、歇斯底里!”劳辛用手杖跺着地板骂他。
  疯也罢,神经质也罢,他立刻就要走,谁都领教过于而龙的脾气,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因此,他决定先把飞机票搞到手,“可菱菱呢?——”
  这时,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敲开了他们家的门,谁也不认识这位来客,也不知是于菱在工厂里的同伴,还是学校里的同学?——一直到今天,也不晓得他是谁?那一双热情的,多少有点冒险神色的眼睛,在不太亮的楼道里闪着光,他轻声地向这家人极其神秘地说:“这两天,千万千万,叫于菱留点神,小心点!”说完匆匆转身走了。
  于而龙和他老伴四目相视,心里直犯嘀咕,正在纳闷儿子究竟会发生什么需要小心的事?才回到客厅里坐下,只听楼道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柳娟,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屋里来。气急败坏,面如死灰,一点血色都没有。一双本来非常秀媚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立了起来:“……他们,也不知是什么人,在公共汽车站,在大街上,就把菱菱给,给抓起来,戴上手铐给,给押走了”这时,她才发现屋里有客人,连忙用手掩住了嘴,失神地倚在门上。
  晴天霹雳,满城的杨花密密蒙蒙,像雾一样挡住了视线。屋里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
  ——芦花,菱菱的悲剧,使我的行期拖了下来。
  整整拖了一年,我才终于回到石湖,芦花。原谅我吧,原谅我来得这样晚,但愿那船家老人活得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