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三节

  于而龙估计到他们俩会出事,不是女儿,就是儿子,但是没料到会来临得这样快,正如石湖上猛然间一场严酷的早霜那样,葳蕤的枝叶一下子就给打蔫了,整个家庭笼罩着一层死气沉沉的气氛。
  在那最初的惊魂不定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泪水,谁都是瞪着眼睛愣愣磕磕地怔着,除了奔走、打听、托人、求情不停地忙着外,回到这间屋里,就只知道呆呆地坐着。如今全家都已记不起来,那最早的几天,是怎么过来的?至少有一个礼拜没有举过火,做点什么热食吃过。全家要不是被这一棒打蒙了,那么显然是在等待挨第二棒,因为在那做狗易、做人难的年月里,株连本是一件例行公事。
  由于不知道哪个机关抓的,自然也不会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就更不可能知道按法律的哪一款,哪一条逮捕法办的了。所以他们倒盼着株连,甚至满门抄斩才好,起码知道儿子的下落,去法场,到阴间,也好全家一路同行啊!哪儿都没有消息,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担心被秘密处决的阴影——那是完全能干得出的,而且也无法不使人不联想的,渐渐在他妈妈、姐姐和那舞蹈演员的脑海里,占据了主要位置,于是屋里似乎嗅到了一种恐怖的尸臭。
  只有于而龙不相信,然而他说不服她们。
  就在全家已经毫无指望的时刻,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两次失去儿子的路大姐给他们带来了消息,确实因为那幅恶毒攻击的漫画,给抓起来的,不过,人还活着,而且似乎还好。
  “你见到菱菱了吗?路妈妈!”柳娟扑了过去。
  路大姐点了点头,直到这一会儿,全家才像举丧似的哭了出来,连于而龙这个铁打的汉子,也禁不住老泪纵横,泪眼模糊地瞅着她们娘儿三个,虽然不是放声痛哭,确也把多天来憋在心胸里的悲愤和痛苦,一古脑地倾泻出来。
  女人的眼泪啊,对于而龙来讲,简直就是无声的命令。他忙得焦头烂额,不但顾不上三十年前芦花牺牲时的谜团,甚至自己的冠心病也全忘了。
  ——原谅我吧,芦花,原谅我来得这样晚!
  终于,王纬宇来了,他也探听到了于菱的下落,特地过来送信的,而且还表白自己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再也无法效劳了。
  “菱菱这一刀戳得太深,谁也不敢讲话。想想吧,那是咳嗽一声,都能把人吓出神经病来的大人物,菱菱去招她惹她,不是没病找病吗?何况那小子假充英雄,供认不讳。”
  “全承认了?”谢若萍关切地问,很清楚,他了解的情况要更多一些。
  “现在你们只好去求一个人给讲讲情,年幼无知,受人蛊惑吗!”
  “谁?”
  “我看老于你最好亲自去求一趟小农他爸——”
  “找他?”
  “为儿为女嘛!”
  于而龙真想大吼一声:“滚!”但是,一口唾沫,又把这个“滚”字咽了回去。
  他记得,即使在那时,劳辛还婉转地劝说:“还是靠咱们自己想办法吧!”
  劳辛也被于菱的悲剧给卷进来了,在他们这一家人的心目里,最够朋友,最讲义气(这可能是一个为标准左派所不爱听的词)自然要算死去的诗人了。于菱被关的两个月,他和这家人一起,分担着不幸和痛苦。
  哦,那真是乌天黑日,家国同运的日子啊!儿子被抓走关进牢房,连个探监的权利都无法获得;女儿开始为那张惹祸的漫画受到株连,派驻到他们单位的那个小头人,硬说是她的手笔;于而龙更不轻松,那位过去的亲家,硬的软的胁迫他去学习班……所以每当谢若萍坐在门背后小马扎上静静流泪的时候,劳辛便在书房里摸出手绢来擤鼻子:“我的灵魂都长锈了,欲哭无泪,生活实在是越来越艰难了!”然后,他安慰失去儿子的母亲说:“你别哭啦!我们来想办法吧!”
  尤其是谢若萍想念她的儿子,差点都要疯了,她时常半夜从梦里惊醒,忍不住地悲伤哭泣。不是说她梦见菱菱浑身血污、拷打致死啦,就是给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啦,弄得于而龙心烦意乱,赶紧起床给她找镇静剂。她知道老头子不爱听这些玄虚的东西,可母亲的心呵,总得有个诉说的对象,要不然,非憋得心肌破裂不可,于是劳辛,有着骑士风度的诗人,听到做母亲的悲诉以后,发誓地说:“豁出老命,也得让你们母子见个面!”
  他四处去请托奔走,好话说了千千万万,低声下气去恳求,去央告;虽说他不是什么有名的诗人,而且也早歇业改行,但诗人的气质却是很浓重的,从来做不惯这类低头哈腰说好话的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破船多揽载,谁让他生有一颗容易同情别人的心咧?终于劳辛豁了出来,把他那支最珍爱的猎枪,都奉献出去,送给了一个能说得上话的权贵。
  “不出点血是不行的,二龙——”他总结着经验:“社会风气败坏到这种程度,光你我保持贞节,就寸步难行,所以我干脆赞成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定出价码才好,这种不明不白地送礼,比贿赂更割肉!”
  于而龙以那种真正猎人的遗憾,深表歉意地说:“真可惜了,那是一支多么漂亮的猎枪,是著名的安茨厂七十年代装上自动校正仪的产品,王牌货,足足可以对付一头熊或者一群狼的,然而却喂了猪,白搭了!”
  ——劳辛啊劳辛,谁让你心胸里有这种上古遗风,如今被人看不大起的高尚情感呢?你偏要追求真理,你偏要主持正义,你偏要把他人的忧愁苦恼当做自己的事,你偏要把战友闯祸的儿子,看成是自己的骨肉,而且你竟然比做父母的还要袒护,公开地宣布:“菱菱是无罪的。”那么,一支高级猎枪也就无所谓什么舍得舍不得的了。
  还真是亏了他的奔走,谢若萍见到了被关在一座临时监狱里的儿子。老天爷啊……(在这种时刻,人们往往容易产生一种原始的宗教感情,由衷地感激那并不存在的苍天)于菱居然完整无缺地活着,她这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仅仅坐了几天牢,儿子变得傲慢、倔强和那么一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粗声鲁气地对他妈妈讲:“你不要再来这种鬼地方了!”
  做母亲的点点头,第一次听到儿子说出这种有分量的,一点也不是孩子气的话。好不容易批准的五分钟探监时间很快过去了,只得流着泪告别,谢若萍一下子跌坐在那里,被带走的儿子,连回头看一看妈妈的权利也没有。唉!生活啊!多么严酷的现实!于是手脚本来不利索的诗人,搀扶着伤心的母亲,走出了那座阴森的院落。
  “我们来想办法,把孩子给活动出来,哪怕牺牲一切,不过,大夫,你一定答应我,别再哭……”害怕眼泪的劳辛,扶着她在小胡同里慢慢地走着。
  于而龙在远处的岔路口,坐在汽车里等着,想到一个共产党员竟然还会有这一天,到共产党的监牢里,探望被共产党抓起来的儿子,实在是个非常难堪的讽刺。他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那位焦大的话,他从来是捆人的,哪有被人绑起来的道理。然而,于而龙此刻却是被紧紧缚住了,比焦大的命运还不如,因为他连探监的权利都得不到,理由很简单,根据他目前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属于不可信那一类的,所以想看一眼儿子也不可能。
  他怅惘地望着那深深的小胡同,难道生活总这样永无尽头么?
  其实,王纬宇还是有板眼的,劳辛亲眼看到他出出进进那座警卫森严的院落,从来也没受到过刁难。于是诗人又总结性发表着感慨:“富人多吝啬,穷人倒慷慨,这年头,能帮忙的,不肯帮忙;想帮忙的,帮不上忙,大概也是条规律了。”
  “他?”于而龙说:“还来不及逼我去学习班揭发批判‘将军’呢!”
  “真是个好样的——”劳辛赞叹那位革委会主任。
  “夏岚讲得就更加赤裸裸的了……”谢若萍告诉她丈夫:“昨晚上她说:‘这目标并不是要搞掉周浩,周浩算老几呢?说实在的,也是个小角色。关键是他身背后那位东山再起的大人物,明白吗?于而龙去揭发周浩,正如小卒过河那样,能顶大用罢了!’她说得再清楚没有,‘若萍,我敢给你打保票,只要老于去学习班,菱菱保证不成问题,可以放出来。这不是我的话,上头的。’”
  这下子,于而龙总算明白了,那一回在马棚婚礼闹出的事故,在这儿收拾了自己。他对他老伴讲:“下回再有机会探监,告诉菱菱,让他死心塌地把牢底坐穿吧,我办不出那种卑鄙无耻的事,孩子会原谅我的。”
  劳辛说:“这世界还不全是他们的,事情还不至于这样绝望,咱们分头活动去吧!”他汽车都不坐,拄着拐杖走了。
  “咱们怎么办?”
  这个不肯出卖灵魂的汉子,就像当年打游击经常碰到过的情况,一下子落入敌人的重围里,得靠自己冲杀出去似的寻求出路。
  再说,有什么办法?儿子吗,骨肉吗,何况他只不过画了一张漫画,只有半张报纸那样大小,一条盘成一堆的蛇,一张女人的脸,就至于招惹了弥天大祸,去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窗风味。倒不是做父母的偏袒自己的儿子,在那无边无沿的专政拳头下边,动辄得咎,做个人也实在太难了。
  人家也都奇怪地问:“你们菱菱究竟画了什么呀?会被抓去坐牢?”
  “一条化作美女的毒蛇。”
  “连书本都有过的呀!犯什么法?”人们已经习惯成了自然,凡是上了书的、登了报的,那还有什么错嘛?
  “啊呀,你们这些人,比我还愚,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可以拿这个打你,你可不能拿这个打他,何况那个该死的混蛋家伙”他不得不在人家面前骂几句自己的儿子:“偏给那个女妖精,画上一副秀郎眼镜,而且,那发型,男不男,女不女……”
  每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听话的对方,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动作,赶紧把门关严,然后捧腹哈哈大笑,而且还总是说:“菱菱那小子可真够有种的,敢碰那娘们,了不起,用现在的革命词藻来说,可也实在够反动成性的了。”于而龙很难揣摸对方的语气,是褒还是贬?既然是于而龙肯张嘴去求的人家,大概也是些气味相投,可以直言无讳的同志或是战友。于是央求这些人:“我可不像你们,还有兴致去笑,想办法活动活动,把关着的菱菱给弄出来吧!”
  最后,终于奔波到诗人自己都失去希望了,有一天,突然晕倒在电梯间里,幸亏有于莲陪着,赶紧送去医院急救,他对给他治疗的谢若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掉进这个十八层地狱里去……”
  实际上,那支安茨厂高级猎枪还是起了点作用的。那位受贿者(劳辛并不认识,而且也没见面,一切交易,全靠一名中间人在接头的)确实是卖了点力气,看来这一枪打准了,传过话来,有可能获得释放。
  就在这个时候,在写作班子所租用的高级房间里,据说是要通宵达旦突击一篇稿子的夏岚,对那个通天才子讲:“你快给打个电话吧!以那位老娘的名义,告诉他们,矛头直指她的那个于菱,出狱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永远也不得在这个城市露面。”
  “谁说的?要放他?”才子搂住丰腴的佳人,惊诧地问。
  “已经决定要放了,你要知道,像于而龙这类人,活动能量还是很强的,除非他什么时候咽了这口气。”
  那位瘦骨嶙峋的才子,伸手去抓枕头旁边的电话,一边扒拉开那本厚厚的《金瓶梅词话》在拨号码,一边朝身旁那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讲:“现在我才懂得‘天下最毒妇人心’这话是半点不假的,你跟老娘简直不相上下。”
  “女人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她对着手镜,用美国蜜斯佛陀的淡色唇膏,仔细地涂抹着。
  于而龙终于把儿子从牢房里接了出来,并且答应把他送得远远地,唉,一杯搀了砒霜的酒啊!
  他直到那时才懂得,为什么月台都筑得像运粮河里那长长的趸船,正是为了装载人们的感情呀!在列车就要开动的那几分钟里,告别的旅客像工厂做超负荷运行试验一样,感情的热流一下达到顶点。何况他们全家是送一个一去不回的亲人呢!
  ——孩子!也许等到你做父母的时候,才能体会我们在那一刹那被揉碎的心!人就怕老年丧子,虽然你并不是死,但那种勉强的活着,和死有什么差别呢?……
  于菱不是去出差,不是去旅行,也不是一年一度享受探亲假的职工,更不是像他过去服三年兵役的义务兵,因为那样总是有回家的一天。而他是罪人,一个画漫画的罪人;那么,如果不说永远永远,至少也是遥遥无期的日子以后,才能重新踏在月台的这块土地上吧?
  谁也没有让来,只是他们一家人来给于菱送行,大概多少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雾蒙蒙的暮霭里,三位女性,他老伴、他女儿、还有他儿子的女友,都有些禁受不住。可是,又好像互相制约似的,谁也不愿使永不回来的年轻人,增添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负担。妈妈的心,姐姐的心,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的心,都沉浸在无言的哀伤里,泪水在眼圈里打转,但强忍着不使流出来。这时,任何一句稍微动心的话,都会使泉涌般的泪水夺眶而出。所以两位男子汉,于而龙和那位业余漫画家,在注视着月台上的大钟,希望它快快跳过几个分格,早点结束难堪的场面算了。
  然而要度过开车前的几分钟也不容易,月台上的大钟好像停了一样——不奇怪,电钟是间歇半分钟才跳动半格的,于是,年轻的充军者便找些话来和他姐姐交谈,好熬过这属于死亡前的弥留期:“你猜我,在牢里看过一本什么好书?”
  姐姐了解自己的弟弟是不怎么好学的,虽然他也挂过大学生的牌子,但一听他报出书名,不由得一惊:“什么?赫尔岑的书?”
  “描写十二月党人的。”
  于而龙马上以卫道者的姿态呵斥着:“你少说两句,会把你当哑巴卖了!”
  ——原谅我吧,孩子,至今我还记得你对我的指责:“中国人要都像你这样,早就亡国啦!”
  于菱冲着他爸苦笑了一下,并不是有意地反驳:“书是路妈妈去看我时留下的。”
  “她?”
  “路妈妈找到我可是不容易,就是不让她进,她干脆坐红旗车来,硬往院里冲,那些狗们拦不住了,她说她是失去儿子的母亲,有权利来看望孩子,无论犯了什么样的王法,总是许可亲人探监的。”
  于而龙望着他老伴,而她,也凝视着自己的丈夫,都从心里感到“将军”那无言的爱。老头子自己被搞得焦头烂额,路大姐还拖着病去奔波。这位已经尝过一个儿子丢散,一个儿子牺牲的妈妈,又承受起做母亲的苦痛滋味,也许失去儿女的妇女,母爱会更加强烈吧?
  开车的铃声响了。
  忽然,那辆浅茶色的上海车一直开到站台上来,他们全家都以为王纬宇来了,因为于菱是他以工厂革委会名义,联系安排到沙漠那边的;倘若不然的话,连这点相应都沾不着。难道他会像多年前送于莲那样,又在站台上手舞足蹈,扮演得意的角色?只见小车司机从车里捧出点心和水果,对于而龙讲:“王主任说他要开个会,来不了车站,叫我把东西给菱菱送来,顺便接你们回家。”
  “哦!你来了——”于菱向司机打着招呼。
  “等着吧,菱菱,我也快来跟你做伴了!”司机耸着肩膀回答。
  于而龙认出来了,正是年初那个给于菱运花圈的司机小伙子。他把一件件东西全递给了车窗里的于菱,于菱接不过来,乐了:“喝,纬宇伯伯,以为我真的去西伯利亚了!”
  谢若萍紧忙瞪她儿子一眼。
  “哦,差点给忘了,还有王主任一封亲笔信,没封口,你看看就明白,到那儿交给管理你们的人,让他给转交上去,大概会有些照应吧?”
  当母亲的衷心感激地说:“纬宇伯伯多关心你呀!”
  于而龙关照司机先走,不必等他,司机也了解老书记说一不二的脾气,不想勉强,便先开走了。
  列车也终于启动了,谢若萍和柳娟再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那个父亲被杀死,爱人被夺走的舞蹈演员,哭得像泪人儿一样。独有于莲,跟着列车往前跑,叮嘱着她的弟弟:“勇敢些,一定要勇敢地生活下去。菱菱,千万不要泄气,至少,我们能活得过他们。”
  于菱大声地回答:“我懂,姐姐,我懂,你们放心吧!”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那封王纬宇的亲笔信扯了个粉碎,扔在月台尽头。
  列车驶出车站,速度越来越快,于莲不追了,站在那儿,望着她弟弟越来越模糊的身影,泪珠像线似的一串串流下来。
  载着于菱的列车,终于完全消失在那雾蒙蒙的黑夜里去了,黑暗把那个画漫画的罪犯给吞噬掉了。全家人呆呆地站在月台尽头处望着,似乎想从这迷雾般的夜幕上,寻找出什么答案。
  然而,那是一个能得出正确答案的世界么?
  “走吧,回家去吧!……”站台上已经空无一人了,这也许是一列最晚发出的列车,整个车站都安静下来。静得使人感到完全不能习惯,一个镇日间喧嚣的车站,突然猛一下变得这样沉默、这样空寂、这样阴暗。灯光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仿佛车站刹那间死去了一样,变成了一个失去生命的躯壳,而这个躯壳正以沉重的压力,紧紧地压在这四个失去亲人的送行者头上。
  “回去吧!菱菱不会回来的了,柳娟,走吧!”
  那个苗条颀长的姑娘伫立着,好像没有听到似的。
  “别站着啦!娟娟……”谢若萍说着,不由得鼻子又酸了。
  “阿姨,你们先走吧!别管我啦!”柳娟回过身来,婉转地恳求着。
  “让她站一会儿吧!”于而龙同情地说。
  就在那一刻,无论是老两口,无论是于莲,都觉得这个舞蹈演员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错的了。她至少在于菱被捕以后,没有马上断绝来往,没有怕受株连而赶紧洗净或者开脱自己,更没有落井下石,反诬一口那还不是家常便饭么?
  她和这家人一块流着泪,操着心,度过了那最难熬的几天。全家都相当满意她的表现,甚至都想说一声谢谢她。现在,于菱一去再也不回来了,他俩告一段落也是理所应当的,让她在这月台尽头作最后的告别吧!谁也没有埋怨她的意思,她做到了她应该做的,还有什么可以责难这个舞蹈演员的呢?
  “那我们走啦!娟娟……”
  “你们走吧!阿姨!”
  现在,偌大的空旷站台上,只有这个似乎弱不禁风的纤细姑娘。夜风飘动着她那蓬乱的头发;她还在看着,想努力穿透那层薄雾,看到那颗离她愈来愈远的心。她对自己说:无论走多远,哪怕到天边,那颗心也是属于她柳娟的。
  倘若不是她的父亲,那位中学校长的不幸惨死,也许柳娟早和高歌结婚了。在宣传队里,要论艺术才能,五分钟热度的于菱,远不是那个歌手的劲敌,弹过几天夏威夷吉他,“我的月亮”、“我的太阳”也吼过一阵,但于菱很快兴趣就转移到别的上面去了。至于向女孩子献殷勤方面,于菱也算得是条笨虫,但他的优越之处,就是他有一个比较显赫的老子,和一颗忠诚的心。所以那几年,舞蹈演员像跳“波尔卡”一样,时而这边,时而那边,如同一枚不稳定的指针,在高歌和于菱之间摇摆。
  几乎和于菱一家被“礼请”出老房子,开始倒霉的同时,柳娟一家也同样是厄运临门了。她父亲被关在学校地下室里,那些突然间要主大地沉浮的年轻学生,轮番折磨着这个吞了一辈子粉笔灰的老校长,他惟一的罪过就是把知识传授给这些孩子,教他们做人,而不是去做畜生。然而现在,他们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而悔恨,老校长就仿佛成了鼓励他们吸食鸦片的毒犯,于是最后,他就被这些他亲自教过的“暴徒”,用最原始的刑法,活活拷打死了。那种无限延长的死,奄奄一息地拖了好几个日日夜夜,才最后咽下了一口气,告别了他的学生。这也许是他循循善诱的一种报应,谁叫他那样精心培植这一棵棵小树呢?现在,每一棵树都变成了棍子,那么,亲爱的老师,就只有伸出脊梁挨揍了。
  死去几天以后,柳娟才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谁去交涉?谁去料理?谁去收尸?谁去送火葬场?在没有一个人敢伸头的情况下,寡妻弱女不知该向谁求援?
  在柳娟最艰难的时刻,于菱不像那个势利眼的高歌。柳娟找到了他,他便默默地跟她去了,而敲开了高歌家的门,只见这个胳臂上缠着尺来宽红箍的歌手,慌不迭地躲开了这一对划入黑类的子女,生怕沾惹上什么是非借故走了。
  柳娟直以为于菱也会因此走开,拉住他。
  于菱挣脱开她的手:“我是一个已经失去一切的人,同你一样,也无所谓害怕再失去什么了!”于是默默地承揽下柳娟应该做的那些事情,当然,自己家庭被抄被轰,父亲被抓被关,使他自然而然地同情那母女俩的遭遇。帮她们料理完了丧事,柳娟还没来得及从悲痛的深渊里,向他表示感谢,他,那个有着一颗赤诚的心的于菱,就参军走了。
  于菱在部队三年服役期间,那个高歌一天红似一天,官职、权势、威风、待遇,无不称心如意。只是命运总不使他感到十全十美,尽管有的是巴结他的女性,但谁也比不上柳娟。于是他拼命纠缠着这个舞蹈演员。但她想到她妈妈说过的:“他是什么人?娟娟,你可要看清,他是和整死你爸爸的人一伙。”就竭力躲着他,避开他。人的性格有时是这样:愈得不到愈追求。但是高歌很像人们常讲的:赌场上得意的人,情场上却是个失意者。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确实赌赢了,面前的筹码越堆越高,差点当上中央委员,可是,真遗憾,却赢不了一个女孩子的心。
  复员兵一回来,那时还作兴半夜三更倾城出动,敲锣打鼓去游行庆祝的;广播电台一个劲地提醒听众有重要新闻,但又故意捱到很晚很晚才发表,于是大家都有组织地跑上街去。于菱想不到会在灯火通明的马路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发现了那个婀娜多姿的舞蹈演员。他只叫了一声,但在喧嚣的人流里,相隔得那么远,她居然听到了。脸上登时笑开了花,叫着菱菱,离开自己的队伍跑过来,在明亮的莲花灯柱下,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年轻人也够有意思的了,于菱在部队生活三年,整整给柳娟写了三年的信,平均一个月一封,都是交给他爸爸妈妈的战友,肖奎阿姨给发的。一直到复员时,肖奎把一沓子三十多封信,原封不动地给他拿出来。
  于菱眼睛都直了:“啊?阿姨,你一封也没有给我发?”
  肖奎说:“如果那个女孩子心里有你,她肯定会等你,信,发不发都一样;如果人家并不爱你,发多少信都是白搭。”
  ——肖奎啊肖奎,你可真能给孩子们开玩笑啊!
  那还是柳娟头一回来到部大院,谢若萍看到被高歌苦苦追求着的女孩子,坦然地同自己儿子亲亲密密地来往,脸都吓白了,那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她的胃炎一下子就犯了,成天胸口捂着热水袋。
  于菱把那三十多封信,一古脑地塞给了她,大约也在同时,塞给了她那颗忠诚的心。
  “呶!——”而那个漂亮得出奇的演员,爱情更加焕发了她的风采,从手提包里,捧出了三大本日记:“给你,菱菱,整整你走后的三年,一天不落!”
  爱情,像大海的潮汐一样,涌上来的时候,那是不可阻拦的。
  但是,古往今来,凡是真挚的爱情,无不遭受着磨难和挫折。于菱被那列客车拖到沉沉的黑夜里去了,她在那站台上站着,几乎站了一夜,看来,她的菱菱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条件是严酷的,那就是要在边远的省份,在沙漠那边,遥遥无期地待下去,永远不许回来,连偶尔有特殊情况回来看一眼也不行,这样的活着,对这个家庭来讲,和死去又相差几许呢!
  但是柳娟从来也没有失望过,因为那画家的一句话,着实叫她增强了信心:至少我们要活得比他们长久,谁也不能违背宇宙生死的法则,他们总是要死在我们前头。等着吧,菱菱,上帝会收拾他们的。所以,甚至到了几乎绝望的情况下,柳娟,这个娉娉婷婷的舞蹈演员,仍旧坚持每个礼拜来三趟,帮着收拾料理一些家务。她干起活来,洒脱勤快,扎上个白围裙,简直像跳《天鹅湖》似的那样轻盈。无论这家人怎样劝导她,晓谕她,给她把话说得既坦率,又真诚,认为她完全没有必要,更无什么义务非要等待于菱,那是和无期徒刑毫无差别的呀!但她,却置若罔闻地笑笑,每星期二四六一下班,准时来到,把于菱的房间收拾得跟他在家时一模一样。然后,坐在那里,放那不知听了多少遍的录音带,深沉的富有情感和色彩的女中音,在整个屋宇里回荡着:“……忘了吧!忘了吧!把我忘却,记住那春雨中的一朵白花……”
  原先大家都认为是一个轻浮儇薄的女孩子,没想到竟是如此忠贞和痴情的姑娘,连于而龙自己都怀疑了,到底是谁的眼光正确,他儿子,还是他自己?
  起初,全家人还以为她可能做做样子,来个光荣的撤退,坚持不了多久的。演员嘛,逢场作戏,感情浮飘得很,尤其搞舞蹈的,跳跳蹦蹦,肯定是早早晚晚就会拉倒的。何况追求她的还大有人在,尤其高歌至今也并未死心,仍旧属意于她。当然,那位明星未必非要娶她,仅是目前几位非正式的女伴争风吃醋,特别是那匹卷毛青鬃马像狗皮膏药缠着,就使他穷于应付。王纬宇曾经以过来人的资格给他敲过警钟:“小高,不要被女人搞昏了头!”但是,那种曾被屈辱的男性自尊心,总使他对柳娟耿耿于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除非事先来电话告诉有演出,电报大楼的钟响六点以后,准听到她的敲门声。
  “死心塌地要做那朵雨中的白花了!”画家不是生气,也不是羡慕,而是有点嫉妒地说。
  谢若萍隔三天就得在医院里值个晚班,常常是过了零点才往回走。凑巧,有一天夜里她下了班,刚走出医院门口,一辆大客车载着一群有唱有闹的散戏演员驶过去,没开过去多远,车停住跳下一个人继续驶去了。在漆黑的夜幕里,路灯朦胧,她并未注意到是谁在那等着,走到眼前,只听轻柔地唤了她一声“阿姨”,她才惊奇地发现:“啊!娟娟!”
  “怎么这么晚才下班?”柳娟诧异地问。
  刚卸完妆的柳娟,脸上的油彩还没擦拭干净,深深的眼圈,越发显得楚楚动人。谢若萍想象得出,她在那一车欢乐的,无忧无虑的男女青年中间,该是个什么滋味?她想到自己也和柳娟一般大的时候,正是游击队的卫生员,也是过早地尝到了战争的艰辛,记不得有那么多青春的欢乐。现在战争倒是远了,不必担忧鬼子的扫荡,不必提防国民党部队的反扑,不必害怕饥饿的袭击,不必畏怯疲于奔命的转移行军。可是有的人,正如于而龙爱说的那样,总要找个石臼给自己戴起来。像柳娟,于菱走了就走了吧,不,偏要等,在绝望里还抱着一腔热血在等,人家多年结发夫妻还因为政治的挫折,派性的纠葛,劳燕分飞,各自东西呢!她,像现在走在漆黑的马路上一样,也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但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路太黑了,阿姨,您经常有晚班吗?”
  等谢若萍说出了口,自己也后悔了,不该告诉这孩子的。
  “阿姨,以后下晚班,您等着我来接您。”
  “别胡闹,你一个姑娘家。”
  “我不怕,我有一把刀!”
  谢若萍笑了:“孩子气,你别来接我,我不许。”
  但那是推不掉的,不论天热天冷,不论刮风下雨,整整大半年,她几乎从未间断过;对一个刚刚二十四五岁,纤细荏弱的女孩子来讲,确实需要点毅力呢!
  这样,到了去年七月底,强烈的地震余波,把部大院的楼房都晃动起来,于而龙家的电冰箱,竟自动开步走,向酒柜靠拢;走廊里那位面壁修养的老兵,也翻了个身;于莲披了条床单,打算开门下楼,才想起自己连乳罩都没戴,裸着身子,全家惊慌失措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砰砰敲门。
  于而龙开了门,正是气喘咻咻,面如土色的柳娟。
  当时,谁也顾不得问她:“你有家里的钥匙,干吗还死命地擂门啊?”
  但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候,也许马上都要入地狱的前夕,她同这家人生死与共,全家人才真正相信了她。第二天,雨下得多么大呀!谢若萍和柳娟顶着一把伞,在露天地里淋着。
  “冷吧?娟娟!”
  “不冷。”
  “真的不冷?就一件衬衫,还撕破了。”
  “阿姨,我一点都不冷,还热得直冒火呢!”
  谢若萍把娇俏苗条的演员往身边揽得紧些,在沙沙的雨声里叹息:“娟娟,你干吗把你的命运,同我们正在衰败倒霉下去的家结合在一起呢?一条快沉的船,你不太傻了么?”
  她不吭声。
  “再说,菱菱根本没日子回来的呀!”
  她继续不说话。
  “娟娟,我从心里喜欢你,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孩子才劝你,你年轻,漂亮,应该得到你的幸福,不要把个人的青春给耽误了。”
  柳娟过了好久好久,才低声地说,在哗哗的暴雨里,多么像录音带上那个女中音的歌喉:“他十年不回来,我等他十年,他一辈子不回来,我等他一辈子——”到了这种地步,谁还能讲她是在说空话呢?那确确实实是从她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声音。“如果,那真是有罪的话,我也有责任,因为从我心里,痛恨那个女人;而且我”当着母亲的面,还有什么不好讲的呢!“您也知道,我真的爱他。”
  她不敢对谢若萍讲于菱留下的那本赫尔岑的书,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怎样冒着茫茫风雪,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去,和被沙皇充军发配的丈夫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的。如果于菱向她招手,她会毫不犹豫地穿过那茫茫无际的沙漠,到他身边去,只要有真正的爱情,地狱也会变成天堂。
  连最顽固的反对派于莲都动摇了,妥协了,承认了她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而且戏谑地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雨中的白花;破例地给她画了几幅肖像画,一幅在万里长城上她翘首企望的小品,不知为什么,马上就使人想起一位古代的忠实于自己爱情的妇女。
  于菱到了边疆以后,只寄来过一张没有通讯处的明信片,谢若萍当时就哭了,她懂得处于那样状况下的人,这是惟一的通讯方式。但是,从此就音信杳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二月到三月,天天盼着来信,连那不满足的明信片也收不到一张。谢若萍慌神了,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偷着哭。难道于而龙能不想念远方的儿子么?终究是自己的骨肉啊!
  每当邮递员来送信,老夫妻俩会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口去等待,然而总是失望。而每一次失望以后,就更增加一分对儿子的悬念,全家越发地紧张起来,直以为于菱又出了什么事?那些日子,屋子里又笼罩着不吉祥的气氛。
  一直到四月初,才收到了于菱寄来的第二张明信片,全家松了一口气。可是只写了四个大字:“问大家好!”使他们琢磨了半天,也弄不懂他写的这个“大家”究竟是谁?后来,终于豁然开朗了,这个“大家”正是广场上的那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啊!
  于而龙又想起了他儿子曾经噎过他的话:“中国人要全像你这样,早亡了!”于是他第一次挤在那熙熙攘攘的广场里。是的,他早就想来的,而且也早就应该来的,但是,他身上终究有着那种根深蒂固的习性,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广场上人山人海非始一天,女儿、柳娟绘声绘色向他讲述广场上逐日发生的一切,而且那个老大不小的画家,让舞蹈演员架着,爬到高大的华灯上,摄取整个广场的全景,连夜冲洗出来给他看。他也不止一次萌出到广场上去的念头,但是,立刻,脑海里那位循规蹈矩的君子就站出来阻拦。于莲甚至都有些奇怪:“爸爸,难道你当初闹革命时,也这样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声音表明了他心头的负担是多么沉重!“爸爸,我记得你讲过,那个从苏区来的红军,甚至劝你和芦花妈妈去杀人,可你,连广场都不敢去!”
  于菱的明信片把这位游击队长带到广场上来了。
  如果说那天在王爷坟,在马棚工人住宅区婚礼宴席上,只是看到整个画面的一个局部,那么在这泪飞如雨的清明节广场上,他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的石湖,那人民反抗的波涛,已经是不可压抑,快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他想起那个酒喝多了的骑兵,充满醉意的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这时,才发现自己敢情还有一个叛逆者的灵魂。难道他说得不对吗?我们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这帮乌龟王八蛋爬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作威作福吗?
  然而,那一个血风腥雨的夜晚终于来了,倘若不是那天早搏频繁,心律不齐,他也完全会裹在包围圈里,被棒子队殴打的。直到深夜,那两个女孩子才披头散发地回到家,而且,也是她们有生以来,头一回用肮脏的字眼,唾骂着那些恶贯满盈的大人物,几乎每一句话,都足够判处十五年徒刑的。
  倘若于菱在的话,广场方砖上能不留下他的血迹么?那些天,这个不曾挨揍的游击队长,要比那些洒下热血的“阶级敌人”还难受,因为他终于像蜕壳似的,经历了一个苦痛的过程,决定把自己划归“阶级敌人”那个行列里去。因为一个城市中,竟会有百万“阶级敌人”,那么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究竟应该站在哪里;游击队长如果还懵懂的话,那他就算白活了。
  谢若萍说:“亏得菱菱走了,要不——”
  于而龙反驳说:“难道在广场上洒下鲜血的年轻人,就不是我们的孩子吗?”
  那天夜里,于而龙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位劝人去杀人的老红军赵亮,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穿好衣服,推门就要出去。谢若萍早被他的动静惊醒,赶紧披衣起来,在门口一把拉住了他。
  “你要干什么?”
  “出去走走。”
  “你疯了吗?半夜三更!”
  “若萍,我的心快要憋死了……”
  “你不能再去闯祸……”她完全理解自己的丈夫,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不明白他的性格!一旦他认准了什么,那是用二十匹马也拉不回头的骑兵团长啊!她怎么也忍不住,哽咽了一声二龙,泪水便迸裂出来,但她拼命咬住嘴唇,不叫哭出声来。
  于而龙将他老伴的手,抓得紧紧地握了会子,然后,一言不发地掉头走出屋去。
  谢若萍知道不该拦他,而且也拦不住他,然而作为一个忠诚的伴侣,患难与共的妻子,那颗心又紧张地提溜起来。又像那十年里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搬来个小马扎,坐在门背后,悬心吊胆地等待着老伴回来。
  请不要笑话一个懂科学的医生也会迷信。在这以前,每当那些一朝得志的“革命家”,把于而龙架走去游街、批斗、刑讯、逼供、拳打脚踢、坐喷气式或者关押在黑牢、地下室不见日月星光的时候。做妻子的总是在门廊后的小马扎上忐忑不安地坐着,和那位理应挡住恶鬼进宅的,然而偏偏挡不住的门神爷在一起,等待着,等待着,老天保佑,好像每次都不曾扑空过,终于等回来了。尽管遍体鳞伤,踉踉跄跄,但终于是活着回来的。
  她现在又坐在小马扎上了,因为她首先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然后才是一个医生,有什么理由去笑话她呢?
  于而龙走在雾蒙蒙的街道上,两条腿不由自主地朝那封闭了一阵,又恢复原状的广场走去。他记得五十年代的时候,不是“十一”,就是“五一”,他总有机会在观礼台上得到一个席位,和那些熙熙攘攘的游行队伍同欢共乐。然而现在,马路上就他一个人踽踽行走,除了影子,在路灯下,时而前,时而后地陪着他,简直是少有的寂静。他也奇怪,当年那种主人公的感觉到哪里去了?好像走在别人的土地上似的,尽力避开那些拎着棒子的值勤人员。
  他望着广场上的血——其实什么都没有,和血泊里隐隐约约的那个红军战士的形象,他的入党介绍人似乎在询问他:“二龙,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在这里呀!政委。”
  “那广场上有你洒下的一滴血么?”他的脸色严峻起来,显然在等待着他的答复,要他指出在哪块方砖上,曾经沾有他于而龙的血迹。
  然而他能说些什么呢?
  赵亮奇怪地瞪着他:“那么,你那颗共产党员的心呢?”
  “原谅我吧,老赵!”头渐渐地低垂了下来。
  他又听到了那一口江西土话:“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他们也没长着铁脖子,他们也没两条命,他们不饶你,你也不能饶了他们……”
  于而龙在广场中央蹲了下来,用手抚摸着脚前的那块方砖,也许是一种错觉,也许是一种精神作用,他似乎触摸到那潮湿的,还有点温暖的血液。他恨不能跪下来,趴在地上,去亲一亲这沾满年轻人鲜血的广场。他在心里喊着,也许是在呼唤他那在远方下落不明的儿子吧?
  “孩子,你们来捶击我这颗共产党员的心吧!因为我是老兵,可是我却不在我的阵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