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一节

  于而龙两眼一阵发黑,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可眼前的现实,使他想起江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严峻考验的年头啊!三十年来一直在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他精神上的凭借和寄托,刹那间,哗啦一声全坍了下来。甚至连个废墟都不曾留下,那样的话,或许还能遗留一点足可凭吊的断砖残瓦。现在,什么都没了,像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一样,古怪地失踪了。
  他想起一个梦,一个芦花的梦,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世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黑得可怕,黑得恐怖。好像在这个世界里,从来也不存在过光亮似的,或者,起码在梦中人的记忆里,早就消失了光亮的概念。她觉得她醒了——她说得确切不移,但于而龙不那么深信,因为梦境和现实有时会惊异的相似,难解难分。确实也是如此,现实中的怪诞不亚于梦境;而梦境里的刹那悲欢,在现实中会一再重现。于是他说:“没准是你梦魇着了!”芦花摇摇头:“不,我醒了!”好吧,也许她醒了,生活里有这种可能,在黑夜里,明明醒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实际上和睡着也无啥大的差别。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脚步声,朝她住着的那座草棚走来,“谁?”她立刻警觉地问着自己的心。
  那是石湖支队差一点点就在石湖上站不住脚的困难时刻。所有应该离开支队,无法再坚持下去的队员,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手段,离开这一支初创的革命队伍。只有一个人,他是完全属于那种应该离开的人,但他偏偏没有走。难道是他?芦花思忖着。
  他终于也要开小差了。
  然而,他围着她的草棚转悠是为了什么呢?脚步声很轻很轻,是想来杀害她呢,还是打算来奸污她呢?那时,她是支队惟一的女战士,也许他在离开以前,给支队一点报复。那是他完全做得出来的,而且他分明知道,她恨他,从来不给他一丝笑脸。现在,她被恶性疟疾缠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于是她大声地叫喊起来。一会儿,脚步声消失了。
  “绝不是梦!二龙!”她对侦察回队的于二龙说。
  “你在发烧,脑门子都烫手,好好躺下,别说胡话!”
  她用虚脱衰弱的声音说:“他没开小差吗?”
  “你说是谁?”
  那烧得通红的脸颊上,泛起一丝疑云。
  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是什么都可以强奸杀害得的,甚至人心民意;那些崇高的理想,神圣的意志,美好的愿望,幸福的向往,都曾经被踩在泥土里,受到践踏和蹂躏。因此,于而龙对眼前出现的这种情况,也就虽然心伤而并不奇怪了,于是不再想那个梦。现在在他眼前,原来埋葬芦花的地方,如今是一条宽阔平坦,涂着黑色油渣的公路,顺着湖滨,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江海给他介绍,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十年前当小工,亲自修过的公路:“不仅可以通往县城,通往省会,还通往首都呢!”如果真是那样,于而龙想:芦花,在你化为泥土,为后代修铺的公路,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
  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当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要不,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故意多绕几步远,来到那棵高大挺拔,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向芦花的坟茔告别。
  于而龙记得那时,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枯草,在寒风里瑟缩。
  坟不大,矮趴趴的,墓石也平平常常,不那么突出,只是那殷红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血,石碑上的五角星,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其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他要搞一座陵墓,还要修一座纪念碑。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纬宇,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向支部建议,向骨干游说:“芦花的血不能白流,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死者的遗愿,生者的责任,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也就是这些了。”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时候,生活在群众中间,死了以后,也应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队员们,尤其是那些老同志,都这样说。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于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
  哦,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
  “歇会脚吧,长生!”老林哥招呼着。
  王纬宇咬着嘴唇,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深陷地抠了进去,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看见的并不是送别,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同志们,别远送了,支队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就会归队的。”
  (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那时,她还是个见习医生。)
  “早点回来呀!支队长!”
  “给我们写信来……”
  “什么时候回队,告诉一声,我们去接你。”
  尽管人们嘴上讲,但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大腿肿得比腰还粗,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死里逃生,亲人阵亡,身上还残存着弹片,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
  那些无声的语言,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不仅他们,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然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一直到王爷坟为止。而他们,那些石湖子弟兵,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
  王纬宇、老林哥,还有几个同志,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仿佛有着无限心事。
  当时,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队伍要升级,改成正规部队建制,人员要扩充,准备去解放县城,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开赴到外线去作战。
  “都撇给你了,老王,一摊子百八十口人,许许多多的家务事,统统给你留下来了。”于而龙敢赌咒,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干部奇缺,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现做现缝也来不及。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建制,需要多少人手啊!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进入山东解放区了。因此,阳明政委让他死心,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培养干部,上级只能抽走干部,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就这样,他向领导建议,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多半是老同志,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虽然芦花牺牲以后,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但“七月十五”的论点像幽灵一样,在背后议论,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因此,可能使他开展工作,感到扎手。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精力实在不逮,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有些稀里哗啦,很觉得过意不去。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可以肯定,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至今还能记起,清清楚楚地记起,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鬓发如刺的二先生,手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在不安地颤抖。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那时,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要他采取离心攻势时。哦,他真有过一阵饭吃得不香,觉睡得不实的难熬难忍的日子。
  但是,在芦花牺牲以后,他告别石湖的时候,王纬宇已经像患了一场伤寒病似的逐步复元,眼睛不再那么无神失魄的样子。真的,于而龙把心底里的祝福,通过那紧握的手向他表达出来。
  “再见吧!好好干吧!纬宇同志,你虽说是个新党员,可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啦!等着听你的战斗捷报!”
  他脑袋垂得很低,似乎在打量着坟头上那棵衰微的枯草,看得那样专心致志,以至于而龙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自己讲话,或者他的确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惶恐。那时候,游击队长躺在担架上,望着他;虽说,彼此之间有过隔膜,有过挂碍,甚至还有过不愉快。但于而龙是个直性汉子,事情过去了,也就烟消云散。这一会儿,倒真是毫不见外地赤诚相待,多么希望他能够胜任愉快地挑起队长这副说来不轻的担子啊……
  然而,十年前那一场风暴掀起来,于而龙被关在九平方米大小的优待室里隔离反省、接受批斗,棍棒交加、触及灵魂的时候,王纬宇终于亮相结合登上前台,如愿以偿地来办交接,于而龙再不是石湖那时的衷心祝福了,而怀着一种阴暗歹毒的心理,着实地“恭喜”了一番。
  “祝贺你终于瓜代,完成了历史阶梯的必然一步!”虽说是民办的业余监牢,狱吏和囚徒之间的关系,也是等级森严的,所以他没有把手伸给这位革命干部,以免“玷污”了他。
  “得啦老兄……”他知道于而龙并无半点诚意,但又不愿同他顶嘴,一个心情舒畅,乾运亨通的红人,是不会斤斤计较走背字的朋友,所发出来的牢骚的。
  于而龙向同屋的难友,那位动力学造诣极高的反动权威发问:“密斯特廖,你见过买彩票中了头奖的人,脸上那副高兴模样吗?”廖思源采取不介入的姿态,正襟危坐,缄默不语。
  王纬宇扑哧笑出声来,他觉得这个人有着不可理解的顽固,宁可自讨苦吃,也决不让步。哪怕只是口头上暂时的服软,他也决不肯干。这种可笑的愚直,除了激怒那些眼中布满血丝的打手,有什么用呢?他觉得应该劝导两句:“二龙,顺时应势,是做人的一条基本准则,聪明人都这样活过来的。你本来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要早听我的劝告的话——”
  “三千年为一劫,那回风雪之夜的赐教么?”于而龙早就敬谢不敏了。
  王纬宇转向那位落魄的总工程师,他那头顶上还依稀留下“小将”们给他剃过阴阳头的痕迹,很像两垄紧挨的庄稼地。一垄肥水充足,赶上节气,麦苗长得茁壮,齐刷刷的一片;另一垄小苗才钻出土,连地皮都没遮住,不过,终于还是长了起来,屈辱既不能使头发降服,那也不会永远叫人抬不起头。“一味固执有什么用呢?廖总,你说是不是?需要刚的时候就硬,需要柔的时候就软,或者是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而他,一条道走到黑,怪谁?”
  廖思源保持中立,阖着眼,像参禅似的盘腿打坐。
  其实有什么好交接的呢?除了挨斗的权利之外,一切都被“夺”走了。哦!原来是来讨那外国专家使用过的,大写字台上的几把钥匙。
  “我已经早就交给了小狄!”
  王纬宇说:“但是,那位清高的,效忠于你的女性,一定坚持非要你写个条子,她才肯交——”
  “哦!……”于而龙不禁感叹系之,心里念叨:我的忠实的小狄,使他们嫉妒了。愚不可及的姑娘啊!俗话说得好,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一把干草吗?
  当于而龙关在优待室里闭门思过的时期,他的家砉拉一下解体了。谢若萍编进医疗队,到祁连山南麓的荒塬上给牧民治病去了,连看老伴一眼的权利都不能获准,只好忍住泪水登程出发。列车西去,可她的脸却总是向东,担心她丈夫身上的“棒疮”,什么时候才能结痂?恩爱夫妻,十指连心,即使到了那荒漠的高原,也常常一个人伫立东望怆然涕下。于莲和高歌那伙革命家吵了一架,来同她爸爸告别,奔赴云梦泽国去种那矮秆早稻。而且据说一辈子要在向阳湖畔落户,终老斯乡,因为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可她,还有不如意的婚姻纠缠着,本不想当着爸爸的面哭的,他的心还嫌揉搓得不碎么?然而,自此一别以后,她还能向谁流泪呢?叫了一声“爸爸”,热泪如雨,抱住伤痕累累的于而龙呜呜地大哭。当时廖思源毫无表情地看着,像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
  他儿子于菱在撵出四合院不久,就被肖奎带到部队当兵去了。于莲抬起泪花花的脸,望着她父亲,问道:“你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于而龙抚摸着他女儿的长发,不禁叹息:“自然是要活下去的,我不相信历史会永远颠倒过来写。”
  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可全亏了小狄在照应他,他怎么也想不到原先认为是娇里娇气的秘书,却有着这样倔强刚直的性格。那些流言蜚语,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来说,就不是一般的讽刺讥笑。那些无聊的家伙,以他们自己卑鄙龌龊的精神状态,来编造一个又一个谣言,把小狄描绘成一个不要脸的女人。然而她顶住种种难堪的屈辱,一张大字报不写,一句揭发的话不讲,而且理直气壮地来优待室看望他。
  “以后你可不要再来这里看我了!”
  小狄说:“坐牢总得有探监的呀!现在,只有我,是你惟一的亲人啦!”这话她不仅仅对于而龙说,对谁都不隐讳。
  这个瓷雕似晶莹的高傲姑娘,昂着头,眼皮抬也不抬地通过那些持刀弄枪的岗哨,每礼拜光临一次这如今统称之为牛棚的小屋子,给于而龙送来换洗衣服,而且还替他经管着不多的生活费,为他买一些日用品和必不可少的雪茄。
  “卷毛青鬃马”,第一个冲上台把于而龙拉下马的女工,成了全厂的名旦,曾经指着小狄骂过:“不要脸的贱货,真是旧情不忘啊!”
  小狄站住,脸白得像一张纸,但仍旧文静地告诉她:“你说得半点也不错,是旧情不忘。我可以坦率地,用最明白的语言告诉你,我确实爱他,但是我更尊敬他,这一点,怕你未必能理解的。”“卷毛青鬃马”放纵地大笑,毫无羞耻地劈开两腿,拍拍自己的裤裆:“别装假正经啦,小姐,谁不明白吗?”
  无论怎样冷嘲热讽,甚至逼迫划清界限,仍旧每礼拜来一次,久而久之,看守的人渐渐松懈了,于是她用俄语同于而龙交谈,用英语和廖思源聊天。“多么忠贞的女孩子啊!”那位学术权威衷心赞美着。只要她来,总给优待室里留下一股科隆香水的芬芳。
  “好吧!我让小狄把钥匙交给你!”
  于而龙一边写便条,一边想着王纬宇上任后的情景,估计他决不会轻松愉快的,几千人的偌大工厂,可不比当年的石湖支队,即使那百把个弟兄,也是在他的带领指挥下,全部把生命断送在樊城战斗中。那么这座工厂在他手里,会不会像断了箍的木桶,哗啦一下全散架呢?
  只好由历史来判断了,而终归会有这一天。  “你们也别远送了,老王!”于而龙躺在担架上,有气无力地朝他们挥手。
  “好!等着你!”王纬宇说。
  “我会回来同你一起干的。”他仰望着那活像老人的鹊山,使他触景生情,想起在石湖沙洲上度过的,芦花生命史上的最后岁月,于是向通讯员说:“长生,扶我一把!”
  铁柱,老林哥的二小子,他和长生负责抬于而龙到后方医院治疗去,他刚正式参军不久,是老林嫂让游击队长把孩子带走的。负有特别使命的铁柱抗议:“二叔,谢医生讲,你只能躺着。”
  老林哥笑了,好心肠的事务长体贴到他的心境,和长生把担架抬着,往那块殷红色的墓碑靠拢了些。无非是一种世俗的想法,给亲人的坟头添把土吧!此去经年累月,还不知何时再来扫墓!
  三十年后,在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
  于而龙想些什么呢?“芦花,我的芦花呀!连你的坟墓都找不到了,你甚至比抬担架的两个年轻人都不如。铁柱的墓碑竖立在朝鲜定州西海岸的山丘上;而长生,还有那匹‘的卢’,是埋在面向黄河的陵园里,可你,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呢?……”
  他不知拿他手里的鲜花怎么办了?
  江海挽住他的胳膊,强拉着他走回来:“我记得对你说过的,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考验的年代呵!”
  “那么你应该告诉我,她的下落!”
  “你不会忘记,我请求你们原谅过,我没有能够保护好她。”
  “老江,请你讲得不要那样抽象好吗?”于而龙恳求着他。
  江海望着铁一般坚硬的汉子,他那刚毅的脸上,显出准备承受任何不幸消息的神色,似乎在讲:“把你去年难以讲出来的话,统统地倒出来吧!我神经不会脆弱得受不住的……”
  但是江海看看周围异样沉默的人,便把舌边的话,强咽了回去。难道十年来,他心灵上受到的伤痛还少么?干吗再给他增添苦恼和悲哀呢?于是他向老战友建议:“走吧,到我那儿去。”
  “我哪儿也不去。”
  “干吗?”
  “在石湖找到回答。”于而龙坚定地说,并把那个花篮捧到他的面前:“要不然,我拿它们怎么办?”
  是啊!半点可以凭吊的遗迹都找不到了,难道花篮总让于而龙在手里端着么?
  所有在场的人,对于游击队长和芦花之间的关系,谁也比不上江海理解得更深,他几乎等于亲眼目睹全部过程。那时滨海和石湖还同属一个地下的中心县委,并未分家。他记得当时是多么不理解,也不支持那个追求革命和真理,也追求爱情和幸福的芦花呀!她是怎样大胆勇敢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冲破了世俗的观念,摆脱了不成文的婚约束缚,和现在端着花篮的人结合。那是一个痛苦的割舍,无论对于芦花,对于他们哥儿俩,都曾有过一段困难的日子啊!尤其是于大龙悲惨的牺牲,加重了他们结合的阴影,但有什么好责怪芦花的呢?
  人们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追求真理一样,是谁也不能剥夺的神圣权利;爱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难道芦花就该听受命运的摆布才算好么?
  芦花的一生是短促的,像流星一样,在空间一掠而过,然而她的生命、爱情、战斗,以至于牺牲,像流星似发出了强烈的光辉。大凡一个人生前有人爱的同时,必然也会有人恨。死后,爱和恨的分野就会更加鲜明,肯定是爱之弥深,恨之弥切了。要不然,该不会落到连放一捧鲜花的地方都没有。
  “走,江海!”
  “哪儿去?”
  “沼泽地。”他寻找他那个小舢板,打算走了。
  “你发疯了吗?想陷在里面出不来吗?”
  “那好,不攀你。忙你的贵干去吧,地委书记同志!”
  “你这个人哪——”江海了解他的脾气,而且“将军”在电话里嘱咐过不要袖手旁观,于是他萌出了一个主意,捉住于而龙的手:“走吧!二龙,我们到天上去!”
  “干什么?”
  “看你的沼泽地去呀!”他拉着于而龙,向停落着直升飞机的大草坪走去,心想:那样,这篮鲜花就好办了。
  “我要脚踏实地地去看、去回忆!”
  “照样,在天上更能一览无余。”江海强拉着他走了。
  告别了乡亲,告别了故乡,直升飞机载着两位游击队长,离开了波光潋滟的渔村,向辽阔的蓝天里飞去。
  “芦花,芦花,我回来得实在太晚了……”于而龙那紧捏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了对座的江海膝头上。这时,飞机已经升得很高了,冷风从机身罅隙里钻进来,吹得心里直发凉。“真是应了老伴的话。”于而龙琢磨,“难道不是这样吗?失望加上失望,扑空接着扑空,使自己高兴的事情不多,引起忧伤的因素倒不少。”他摇了摇头,对江海说,“我不相信我会陷在沼泽地里出不来,它总有边,总有沿,总有走出头的一天。”
  “不要激动,二龙!打起精神来,我们的贵体,我们的高龄,还有他们——指着那些忙碌的机上人员——年轻人的未来,都不允许再糟蹋自己。听我告诉你,她的坟墓、棺木、尸骸、骨殖,以及那块石碑,都到哪里去了。你不是要看这块沼泽地吗?很好,话就得从远处讲起来,不过,你一定要耐住你的性子……”
  江海的沉稳性格可是出名的。
  机舱里堆满了药粉,这种扑灭早生蝗蝻的六六六粉,是相当刺鼻的,呛人的,然而它却可以消灭一场灾祸。但是人类并无什么有效办法,来肃清两条腿的早生蝗蝻,以致他们羽化以后,铺天盖地,酿成巨灾浩劫。“是得从远处讲起,过错并不是一天早晨突然发生的,而是昨天,前天,许久许久以前就种下恶果了。”
  “说得对啊,二龙,那天西餐席上,小谢讲起芦花运枪负伤的故事,还记得吗?”江海问他,然后沉思地说,“要想彻底了解一个人多困难哪!来,咱们一块来回忆——”
  “得扯那么遥远么?”于而龙现在需要证实,不想推理。
  “不然讲不清楚。”他俯瞰着机身下的大地,说着:“看见了吧!石湖落到后边去了,前面就是县城,再往远看,该是滨海,认出来了吧?当年芦花就通过运粮河,把枪支弹药送到我们那儿去的。如今是密密麻麻的防风林带,河,看不见啦!”
  “你在给我绕什么弯子?”于而龙问。
  “还记得你夫人怎么指责我的吗?”
  “哦!你居然会往心里去?”
  “哈……”他笑了:“历史有时是一笔糊涂账,正确的永远正确,而替罪羊则不能得到原谅……”
  那天在餐桌上,由于“将军”规定了话题,加上劳辛要写《女游击队员》那首长诗,缠着谢若萍,非要她讲讲芦花在望海楼和王经宇交锋的过程。
  谢若萍笑了:“我讲不成问题,只怕有人不乐意听呢!”
  江海看看她:“我不是头回站在被告席里,十年,锻炼出来了。”
  “那好,我来说一说……
  “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有的人,死了死了,死了也就了啦,谁也不再惦念他,甚至还竭力把他忘却;但有的人,虽然永远离开了人间,可似乎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同我们一起生活、战斗,参与到我们的欢乐或者痛苦中来,息息相关。心里总存在着逝者的形影,而且奇怪的是,他不是强赖在你心目里的,也不是非让你记住他不可,不,而是你自己特别珍惜那惟恐愈来愈淡的形象,所以就深深铭刻在心里。芦花正是这样一位虽死犹生的亲人,她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我想她现在肯定和我们一样高兴喜欢,说不定像‘将军’和路大姐那样要喝上一盅。
  “我们许多同学都是差不多先后参加支队的,男同学都通过封锁线到湖西了,可能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留在了湖东。是的,我们一个个都是芦花动员走上革命道路的。
  “她对我要格外关照些,虽然她对小队其他同志也都不差,但我感觉到她好像把我和肖奎——那个快嘴丫头,看得更亲切些。有些机密,有些心事,并不回避我们,因为小队只有三个女同志,而且总是住在一起,像姐姐似的关心着我们。
  “一九四四年的秋天,芦花去滨海开了个会,因为那时我们跨区活动,似乎接受着双重领导。是不是啊?老江!也就在那次会上,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决定,要我们把缴获的一批武器转移到滨海坚壁起来。
  “我至今也不相信,那样一个不信邪的芦花,明知道是错事,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难道她真的相信那些假情况?笑话,我们在城里的地下工作同志,怎么从未反映过一点?是我负责联系的呀!
  “‘不就是那点点白薯干,江海就狮子大开口啦!’”
  江海停住刀叉,怔住了。
  “芦花批评了肖奎,叫她沉住气,别瞎说。
  “我也劝说指导员:‘大姐,办不到的,等于给敌人白送,还是老办法好,细水慢流,通过咱们的联络渠道转运过去。’
  “‘来不及啦,鬼子很快就要秋季大扫荡了!’
  “‘滨海的情报可靠吗?’
  “我们吃过麻痹大意、毫不在乎的苦头,但过度警惕、神经过敏,也使我们上了不少当。不适当地夸大敌情,弄得草木皆兵,疑神见鬼,也坏了不少事。”
  “将军”插话说:“不奇怪,杯弓蛇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战争年代,或许还可原谅。”
  “不过——”劳辛说,“现在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真可悲——”
  “诗人,要罚你酒啦,出题啦!今晚只谈过去——”周浩又掉脸朝发愣的江海说:“吃啊,干吗按兵不动?若萍说你两句,看紧张的。”
  江海叹了口气:“‘将军’,这是断不清的官司!”
  谢若萍接着讲下去:“老江,你别误会我是和你算账,也可以统统不记在你的名下,但话总是要让人讲的吗!……不但芦花相信敌人要来夺枪,湖西,也被送粮去的王纬宇给宣传得动了心,特地派老林嫂通过封锁线,送来了一道紧急命令。
  “老林嫂来,就意味着非常重要和紧急,看样子好容易弄到手的一块肥肉,滨海不费吹灰之力搞走了。想不到芦花看完命令脸都白了,要我们设法把枪支弹药送到滨海去。
  “喝!像一点水滴进滚油锅,大伙都炸了。
  “原来,连送出去都思想不通,并不仅仅是本位主义。好,现在不但给,还要我们送,好像我们是三头六臂,刀枪不入的神仙。
  难道王经宇听我们调动?他没投降日本鬼子以前,就打主意抢过这批军火,向顾祝同、韩德勤邀功,现在成了汉奸,不正是给大久保的见面礼么?
  “肖奎恃着她是指导员的小鬼,天不怕,地不怕,对老江嚷过。——记得不,老江,有一回你来我们驻地,商量接送军火的具体办法。那肖奎冲着你鼻子:‘你们没本事自己缴获,有脸朝人家讨,讨还罢了,叫花子要饭嫌馊,得我们送上门,岂有此理!’没忘了吧?队长同志!”
  江海说:“真抱歉,大夫,记不大起来了,我有脑震荡后遗症!许多该忘的东西忘不了,许多该记的东西记不住。”
  “怎么得的,江伯伯?”
  “还用得着问吗?画家,跟你爸一样,能从‘小将’手里活过来,就算命大,别打岔,让你妈讲下去吧!”
  “芦花犯愁了,硬打硬拼硬冲么?我们几十个人,孤注一掷?从敌人眼皮底下混过去?谁也不会隐身法。她怎么能睡得着呢?翻来覆去,后来索性坐起来靠墙思索。
  “‘睡会儿吧,大姐!’我劝她。
  “‘你放心睡吧,一会儿我替你岗!’
  “‘不,你累了一天。’白天把已经坚壁好的军火重新从埋藏的村子里起出来,准备集中朝滨海运去。蛖!荒谬的决定啊!我们就是这样自己整自己,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像发神经地一会儿这么变,一会儿又那么变,消耗时间,浪费精力。我们用了多大工夫才把那些军火分散坚壁起来的呀!老百姓都拿命替我们保管着的呀!
  “芦花苦笑了一声,突然问我:‘他干吗那么坏?’
  “‘谁?’
  “‘小谢,说是医院里有一种什么光,能把人的心肝肺腑照个通明瓦亮,看得清清楚楚。要是能把心思都照出来,那敢情好了,人人都一眼看透了。’
  “‘你指的是谁呀?’我再一次问——”
  江海把正抿着的高脚玻璃杯放下来。
  “芦花始终也没讲出是谁。
  “‘将军’,我要讲几句离题的话,你别罚我酒。我看咱们过去,打仗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纯朴一些,真挚一些,也直率一些,所以大家也团结些,即使有些什么长长短短,彼此也能容让。为什么现在搞得那么紧张?人变得那样刻薄,那样歹毒,心肠是那样坏,手段是那样辣?难道他们是突然之间变成恶鬼的吗?”
  江海笑了:“不,你说错了,医生同志,恶鬼原来也披着人皮站在我们队伍里,只不过有更强大的敌人在面前立着,同舟共济的心理,使得他们规矩些,老实些,收敛些罢了。”
  周浩摆了摆手:“不完全是这样,同志们。若萍那时候和现在的莲莲一样,天真烂漫。说句不中听的话,还不太懂事。江海,你应该有所体会,尽管在那狂风恶浪,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也是同舟并不共济,你以为那些人就不搞些手脚啊?照搞不误。只不过由于你忙着和敌人拼命,而顾不过来罢了!同志们,手脚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拿枪拿刀,有时候就是别的花头了!”说着,他把蛋糕推到席中,举起刀叉:“请吧,不必客气,领情就是,现实生活并不总像奶油蛋糕这样甜蜜的。”他一刀从“生日快乐”四个字划过去。
  劳辛倒了一盅酒端到他跟前:“请吧,‘将军’!”
  “怎么回事?”
  “你谈到了现实生活,该罚酒!”
  “哈哈,让你钻了空子!”
  路大姐笑着说:“怪不道莲丫头这些年来总挨罚,也许是总爱画现实生活的原故吧!——好啦好啦,若萍,你快讲下去吧,芦花该怎么办呢?”
  谢若萍接着往下讲:“……正在为难的时候,一艘小篷船轻巧巧地来到我们驻地。我记不得那船家姓什么了,反正他顶着一个皇军情报员的身分,为我们往返联络,传递消息。我们以为他给搞来了粮食,因为那年旱得厉害,颗粒无收,游击队的肚子问题成了难关,所以老江的白薯干才身价百倍,要我们拿军火去换。谁知那船家笑嘻嘻地说:‘一个送上门的俘虏,我给你们运来了。’
  “那时,老百姓的心向着我们,也指望着我们,而我们总跟人民群众心贴着心,所以关系融洽极了。
  “他回头向舱里招呼:‘上岸吧,到地方啦!我也不知该称呼你是太太,还是小姐?’
  “从船舱里钻出来一位烫着头发,城里打扮的妇女,一见是荒乡僻野的孤村,便问:‘你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来啦?’
  “‘我把你请到石湖支队做客来了。’
  “那个妇女一听‘石湖支队’四个字,腿一软,赖在了舱板上。我们把她请上岸,她哭天抹泪地说她去石湖县城看表兄的,哀求我们放了她。
  “‘哼,别充好人——’说着那个船家把几张‘储备票’掷还给她:‘还你的船钱,我是看着你从国民党的党部进去,又换了这身打扮出来的,好好地跟同志们讲讲清楚吧,我要图钱,还不揽你载呢!’说罢扬长而去,等芦花赶来,船已经划远了。
  “芦花在湖东有许多基本群众,关系密切得犹如亲戚一样,就拿这位船家讲,就经常来看望芦花,有时还特地给她送点吃食东西来,亲切极了。大旱之年,细米白面可是珍贵之物,奇怪得我朝肖奎打听:‘这个人怕是指导员的娘家哥吧?’
  “‘不是,根本不沾亲带故。’
  “‘那么,怎么这样热呼呼的?’
  “‘都这样的吗!’
  “‘谁们?’
  “‘老百姓哪!指导员不论到哪儿,就把心贴在他们身上。
  哦,想起来了,好像听说过,有一回,指导员搭过他的船,救过他老婆的命——’
  “‘哦!难怪呢!原来如此。’
  “的确,那时我们全靠群众活着,所以心里也就比较地要有群众些,倘若失去群众支持,搞些不得人心的事,更甭说伤天害理的倒行逆施了。敌人一围村子,把你裹在乡亲们中间,只消一个眼色,一点示意,你就完啦!”
  于而龙被他老伴这种“初一过了初二,十五就是月半”的真知灼见逗笑了:“好啦好啦,今天不是做礼拜,你还是不用忏悔吧!”
  “现在开始忏悔也不晚!二龙——”劳辛喝下一盅酒:“我先罚了再说,你认为我们在人民心目中的那个形象,还那样完好?”
  谢若萍显然不愿他们争论这类令人痛心的题目,便截住诗人的话说:“那位落在我们手里的国民党特工人员,还算是明白人,以后还帮过我们几次忙。当时和盘托出了她的使命:她是派来和投降的王经宇取得联系的,只求马上把她放回。
  “芦花说:‘忙什么?呆两天,玩玩看看,说不定会跟我们一块抗日呢?’然后她关照炊事员给这位‘客人’安排饭吃,还叮嘱要弄得好一点,把伤员舍不得吃的粮食,都给她吃了。
  “我跑去找指导员抗议,因为我是医护人员。
  “她听完了我的话,心又不放在上面,倒是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盯得我浑身发毛。怎么啦?我说错了,不该维护伤员的利益?要不,我做错了,搜查了那个妇女?可是那封给王经宇的密信,就是这样弄到手的,要不,她才不肯承认呢!“谁知那一会儿芦花的脑袋里,已经琢磨出一个主意:一大堆集中起来的军火,已经成了一块心病,必须赶快运走。所以她突然问我:‘小谢,给你个特殊任务!’
  “‘干吗?’
  “她眼睛亮晶晶的,几天来的愁云一扫而空,兴奋地对我讲:‘你敢不敢冒充一下那个女特工?’
  “我吓了一跳:‘做什么?’
  “‘朝王经宇借路,走!’她拉住我,要跟大伙儿合计合计去,人们一听乐坏了,笑得前仰后合。可谁也不考虑我是否胜任,是否胆怯,好像那是不该存在的东西。但我确确实实害怕,因为和敌人这样近交手,有点怵头。于是我强调,我没有她那烫的飞机头,而且也学不来那种交际花的样子,因为石湖是个小县分,我哪里见过世面。然而在大家眼里,还能算个问题吗?生命都可以抛掉,一点困难还不能克服?芦花鼓励我:‘你肯定能办到的,王经宇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要给他一点真货看看。’
  “‘头发怎么办?’
  “也许一顿饭吃得高兴了,而且看到我们并无加害于她的意思,那个女特工人员和我换了穿戴以后,对于头发问题,她倒帮着献计献策说:‘容易得很,找根火筷子,烧红了,给你烫两个小发卷,用头巾一裹,能混过去。再说,他只见过我一面,还是在麻将牌桌上,不会记那么清楚的。’
  “哦!天哪,受的那份罪就别提了,那不是烫发,是燎毛。那个妇女,我敢担保她不是折磨我,然而,头皮被她烫破好几处,别看是柴火烧热的铁筷子,烫起人来照样要命,差点晕倒过去。肖奎看得不忍心了,啪地掏出手枪,顶住她的后心,威胁着:‘烫坏人,小心老子毙了你!’
  “但肖奎的好心,造成我更多的痛苦,那个女特工人员手一个劲地抖,我的头发一绺一绺地给烧焦。当时,我从心里诅咒那荒谬的决定,一项错误的决策,得多少人为之付出代价呀!
  “我们进城了,芦花和我一路,虽然有她在,而且也已经演习过了,但心里仍是敲鼓,惴惴不安,比第一次参加战斗还要多一层恐惧。在火线上,除肉搏刺刀见红外,敌人只是一定距离以外的一个靶子,至少能有点回旋余地,可是在那样混乱嘈杂的望海楼里,面对着面,天哪,该不会出丑吧?
  “‘哟,小谢,你的手怎么像块冰似的?’
  “‘那位小姐的旗袍、短大衣太单薄了。’我当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胆怯和紧张。
  “‘用不着害怕,小谢,到这种时刻,只有鼓起胆子往前冲,枪子专找胆小鬼,向后退可不是路。’
  “‘说心里话,大姐,哪怕离开五米以外,我要开枪,决不会手软。’
  “她讪笑我:‘你要是恨得牙痒的话,越靠近一刀扎下去才越解恨,你要碰上天大的仇人就在眼前,可你手是绑着的,那才不是滋味,我遇上这种事情可太多啦!’
  “我问她:‘大姐,你有绝对把握吗?’
  “芦花看看我,好半天不做声,又走了一程,她才说:‘我跟你讲实在的,小谢,没把握啊——’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有,半点也没有,可除了这招,还能找到别的法子,把军火运过去吗?只好冒这个险去。’
  “船到城关,接头人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偷偷地告诉我们:‘王经宇耍滑,推脱了,不肯见面。’
  “‘他妈的!’气得芦花直骂街。我的心,算是一块石头落下地。但是芦花绝不轻易打退堂鼓:‘你去告诉他,他不怕是非,我也不怕风险,到他家去登门拜访!——我们在望海楼等他回话。’那个中间人赶忙去联络了。
  “‘去他家?’
  “芦花说:‘不这样,蛇轰不出洞。’
  “我们的船朝城里划去,望海楼灯火辉煌,一会儿就到了。拴好船,有地下同志接应,朝这座大饭馆走进去。我担心地:‘他真的会来?’
  “‘为什么不?那条毒蛇!’然后轻声却是威严地命令我:‘拿出点样子来——’她那眼里逼人的神采是有股震慑力的。
  “经常交手的双方,久而久之,大家也都摸透了相互的性格,王经宇知道芦花的厉害,自从她从抗大分校回来,到湖东开辟游击区,远不是他印象里三王庄那个无知无识的渔村姑娘了。所以他估摸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应付搪塞一下,是过不了门的。而且,他很可能盘算过:过去芦花和他谈判,总是在望海楼,那时他还挂着青天白日的旗子,县城是日本鬼子占领着,他也不敢-翅。现在,横竖撕破了脸,当了汉奸,要能捉住芦花,给大久保献去,保险邀个头功,一箭双雕的欲望,驱使着他前来望海楼。
  “我们在一间宴席厅里等待,芦花叫我到套间屋里安生休息,告诉我:‘小谢,万一出了事,有人会掩护你的。’
  “‘你哪?’我替她犯愁,虽然她枪法好,但寡不敌众呀!‘大姐……’
  “‘看你——’她不喜欢我那种情绪,‘上了战场,还能考虑那些。’
  “这时,我们听到一阵脚步声,于是她推我进套间里去,原来这里面是阔佬们抽大烟的场所,我刚在烟榻上坐下,就听见王经宇来了,那众多的脚步声,可以想象跟进来不少护兵、马弁。
  “王经宇嘿嘿冷笑两声,带点挑衅的味道:‘指导员,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芦花说:‘我不像你那么胆小,来七八个人干吗?打架吗?’“‘出去!’王经宇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家伙,量她也是一条网中之鱼,便把随从人员撵出去:‘有什么事,快谈吧,我没工夫。’
  “‘着什么急?大先生。你是我请来的客,拿你们文雅人的话讲,叫做客随主便!’
  “‘嗬!好大口气,现在我的保安团驻扎在城里,城里是我做主。’
  “‘别往脸上抹粉,那是大久保还信不过你,才弄到眼皮子底下看着你。’
  “‘不管怎么样,以往在县城难为不得你,这回是你自己送上门,只怕是进得来,出不去啦!’
  “‘那你白跟我们打几年交道,还不摸石湖支队的脾气,没有登天的梯子,我们绝不去摘月亮,既然敢进城来找你,就不怕你找了新靠山。’
  “‘别狂啦,芦花,我只消咳嗽一声,就把你逮捕。’
  “‘你敢试试看吗?’芦花口气强横地‘将’他:‘请吧!’
  “他缓和了一下僵局:‘忙什么?你不是有正事谈吗!’
  “‘好吧!’
  “‘那就请教——’
  “‘先来给你打个招呼,我们要用用运粮河!’
  “王经宇笑了起来:‘果然不出老夫所料,那批货色扎手了,想运走?’
  “芦花回答得很痛快:‘不错!’
  “‘什么价码,我给你让路?没有好处我是不干的。’
  “‘想敲竹杠吗?’芦花问道,‘你把运粮河让出来为好,来找你是给你个面子。’
  “‘太承情了,到底是三王庄的老乡近邻,亏你照应,我该怎么谢你呢!’他喝了一声:‘来人哪!’
  “‘慢着——’芦花嗓门也不示弱地叱喝着。
  “一阵马靴声停在屋里屋外的门槛那儿。
  “‘大先生,我先请你看一样东西!’我听到芦花把那封密信摔在桌子上。
  “‘哦?’王经宇惊了一下,大概是被信上的落款给怔住了,那是他们的联络暗号,便叫那些人退出去。
  “很可能看到对手的狼狈,芦花问:‘摸摸脖子长得结实不?’
  “王经宇沉默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一封信,能说明什么?’
  “‘那你要见一见本人吗?’
  “‘什么?’他跌坐在椅子里,长吁短叹地:‘你们把她弄到了手?’
  “‘还给你带来了,让你看看。什么时候我们过了运粮河,这个人交给你。’
  “‘是,是。’肯定是满头大汗,不得不认输了。
  “‘一言为定?’
  “‘当然,当然!’
  “这时,听芦花走过来拉开门,向我客客气气地招呼:‘小姐,你不是找你的表兄吗?’
  “我自然动也不动,只见王经宇紧张惶恐地站起,向我走来,直是抱歉。然而,芦花担心我沉不住气,怕露了马脚,连忙把门拉上。这一来,指导员失策了,欲盖弥彰,反而被他看出破绽,他跳起来,大声嚷着:‘假的,假的。我一眼就看穿啦!’他抢着拉开门,嘲笑地看着我:‘啊哈,一个秃尾巴鹌鹑,想来打马虎眼,亏我见过一面,要不真让你们唬住了。哈哈,要打算冒充,应该先让她上城里来烫个发!’他真的胜利了,得意地狂笑起来。
  “我望望芦花,不知她该怎么来收拾局面,难道束手就擒了么?才要摸身上的枪,两三个人抢步走进,用枪顶住我们两个。
  “王经宇笑声止住:‘走吧!请!’
  “他们扭住我的手脖子,立刻被五花大绑起来,芦花一声不吭,也由那些穷凶极恶的卫兵捆个结实,还加上手铐,看来,我们这场本来把握不大的戏,肯定是演砸锅了。
  “‘咱们走!’芦花对我说,那自信的声音里,充满了蔑视奚落和毫不在乎的劲头:‘走,看谁后悔!’于是扬起脖子跨出门去。
  “‘等等……’王经宇到底坐不住了。
  “‘走啊!’芦花偏要激恼他。
  “他强笑着:‘弄个假货来冒充——’
  “‘真货,我还留给大久保呢!劝你不要高兴得过了头。’芦花开始反攻:‘我先来就跟你讲,给你大先生打个招呼,让你看看信,不假吧?再看看这套衣服,是人在我们手里的证见,不错吧?现在那位党部派来的小姐,我不妨给你说实话,在关帝庙鬼子营盘外边等着,只要望海楼一有动静,往岗楼里一送,那可是抬腿就到。大久保是最恨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杀过不少头的,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吗?再说,那位小姐要落到日本人手里,国民党方面会对你怎么样?你把前头的路堵了,后边的路绝了,脖子上长几个脑袋?我还是这句话。’
  “芦花抬起脸来,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王经宇想了想,便挥了挥手,叫那些护兵给我们松绑。当我们走出望海楼时,才看到我们许多同志已经化装混在群众当中,原来他们在掩护着咧!
  “‘大姐,那你干吗说没有把握?’
  “她苦笑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假如他真的翻脸不认账——’
  “‘那就连他也一块弄走,给我们开路,哪怕拼个你死我活。
  有什么法子,得执行命令,得听从决议,尽管它分明是错的。’
  “我不禁反驳她:‘滨海的会,你是参加的呀!’
  “她肯定是不便于和我讲的了,沉默一阵以后说:‘小谢,你听见了的,王经宇怎么知道我们要运军火?’
  “经芦花那么一提,我也不禁纳闷起来……”
  路大姐插进来说:“那还用说,他们那边有我们的人,难道我们这边就没有他们的人?”
  “那到底是谁呢?路大姐,你是干锄奸保卫这一行的,我可至今背着黑锅呢!”江海把蛋糕上切开来的“快乐”两字,统统拨到自己的盘子里:“要知道,当嫌疑犯并不快乐!”于是他把那些樱桃肉用叉子挑进嘴里,逗得大家都笑了。
  关切着生母命运的于莲,催着谢若萍讲:“妈,后来呢?”
  “后来,是你江伯伯的罪过啦!他是推卸不掉责任的,约好了他应该带队伍来接应我们,谁知来晚了一步,被一股残匪,就是麻皮阿六打死后,独眼龙领着的余党,想发笔横财,把我们纠缠住了。当然有可能是王经宇暗地串通的,他们总是穿着一条裤子,但是莲莲的妈妈说话算话,把那个女特工人员放了,还给了一笔酬劳,其实,满可以拿她做挡箭牌,让王经宇去抵挡那个独眼龙。现在,只好以有限的人力支持,好在我们弹药充足,芦花的枪法又好,打得那伙匪徒靠不了边。但不幸一颗流弹,打中了她的右肩,倒在我怀里。这时候,才听见滨海支队的军号声,就这样,她为她支持过的那个错误决定,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机舱里,江海叹息地提出了一个奇特的问题:“存在不存在无罪的罪人?”
  于而龙想起被专政了的儿子,被批判过的女儿;想起了自己十年来总在被告席里站着,难道不都可以称之为无罪的罪人吗?
  “都是历史陈迹了,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论吧!不过,那天在宴会席上,若萍对我的指责,并不完全正确,对一个不了解详情的批评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牢骚太盛。”
  “罪人确实不是我,但我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我的错。”
  于而龙懒得去追究三十多年前与己无关的旧账,仅是自己头脑里的纷纭烦扰,搅还搅不清咧,便说:“其实我老伴也是纯属多余,女人们心眼窄。”
  “不,我是有错的。”他说,多少有些后悔。“我不该相信那些假情况,不该支持那个荒谬的决定。”
  “怪了,那到底是谁决定的?难道是芦花自己,她自讨苦吃?”
  江海嚷了起来,把机舱里民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直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她压根儿就不赞成,一开始,她就怀疑那些夸大了的敌情,四四年,‘大东亚战争’搞得日本人精疲力尽,已经失去力量来大规模‘扫荡’了,所以她反对那个决定。后来,她见到了我,便把同志们支开,单独对我说:‘任务完成了,可决定是错的,我白挨了一枪,这一枪等于是他打我一样。’”
  “谁?”于而龙问。
  “是他搞来的情报,是他坚持作出的决定,是他利用了我们那种不怕过头,越左越好的思想情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像吓破了胆似的疑神见鬼,结果吃了这个亏。”
  “他?”
  “对,芦花说的就是他!”
  “难道——”于而龙这才想到敢情不是和自己毫无关连,而且仿佛在眼前打开了一扇小窗户,虽然透进来不多的阳光,但终究使他豁亮了一点:“哦,原来是他干的。”
  “是他。”
  江海伸出来两个指头,在他面前晃着。